艾梅·塞泽尔
查尔斯·H.罗威尔
王立秋译
译者按经过泽维尔·奥维尔(XavierOrville)，这次访谈是于年2月19日，在马提尼克法兰西堡市政厅塞泽尔先生的办公室里进行的，全程录音。访谈是用法语（塞泽尔）和英语（罗威尔）进行的；维罗尼克·罗巴(VeroniqueRobbaz)担任翻译。雅尼克·特利尔(YannickTarrieu)与维罗尼克·罗巴做了英法原文的抄录和翻译，苏珊娜·布里肖-欧约(SuzzanneBrichaux-Houyoux)帮助编者完成了访谈的终稿。这次访谈最早刊载于《卡拉卢》(Callaloo)12.1,年冬季号。
罗威尔：在美国，我们所知道的您，主要是一位诗人和一位剧作家。
塞泽尔：美国人知道的，是我更好的自我。
罗威尔：当在这里，在马提尼克提到您的名字的时候，一般的读者不仅会说到您的创造性写作；他们还会谈论作为政治人物的您，以及您是如何向马提尼克人民普及教育——也即，面对所有人，而不是面对精英的教育——的重要性的。您能回顾性地谈谈您的政治生涯吗？比如说，在《返乡笔记》中，诗的核心人物以这样的方式对他的故乡说话：
如果说我能做的只是说话的话，那么至少，我会为你说话……我的舌头将为那些没有舌头的苦难服务，我的声音将为那些深陷绝望的地牢的人的自由服务。
这是对您的政治生涯的一种总结吗？
塞泽尔：“政治生涯”这个表达让我有些发毛，尽管你完全有资格使用它。在重读自己的时候，我总觉得有些不安，而在我听到这段话的时候，我心中充满了某种把悲伤。当我写作这些诗句的时候，我才二十五岁，我还坐在高师的长椅上。这本《笔记》，在我心中——尽管它很短——是根本之书。其余所有的一切，都来自这本书。在所有这一切中，有一种基本的直觉。这种直觉，这个根本的愿景，就在《笔记》里。人们对历史并不敏感；你必须回到这本《笔记》的那个时期。你必须试着想象，一个十八岁的有色男人，一个在巴黎受到孤立的年轻黑人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所以我来到了巴黎。关于这个广阔的世界，我知道什么呢？我知道的并不多。在我来到巴黎的两天后，我在路易大帝高中遇见了一个来自塞内加尔的年轻人，他比我早几年。这个人就是利奥波德·塞达尔·桑戈尔。从第一天起，强大的友谊就把我们联系到了一起。他问我，“你是从哪里来的，新生？”我回答说，“我来自马提尼克。”“你叫什么名字？”我说了我的名字，基督教的名字，和背景。他说，“我叫利奥波德·塞达尔·桑戈尔。”他补充说，“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我的新生啦。”他向我介绍了学校的情况，很快，我们就成了哥们。我们一起翻译我们的拉丁语课文；我们重新建造了世界。他问我关于西印度群岛的情况。每当他跟我说关于非洲的事情的时候，无论什么，我都甘之若饴。他给我带来了各种书，各种民族志的书。我们一起发现了弗罗贝纽斯。我们充满了惊奇；我们阅读这些书并评论它们。他写作。我给他看我的诗……这持续了好几个月。我已经提到了弗罗贝尼乌斯，但其他的学者和著作也影响了我们（你必须永远对你的前辈心怀感激）：对我们来说，他们是美国黑人。尽管我们的英语还不够完美，但我们还是阅读了像朗斯顿·休斯、克劳德·麦凯那样的人、后来还读了斯特林·布朗和阿兰·洛克的文选《新黑人》中收录的参与黑人文艺复兴运动的其他人的作品。还有里昂·达玛，但他已经有些“解放了”，稍微处在边缘，这么说不是贬义。他们[美国黑人]是最早教会我们后来我们所谓的“黑人性”的基本原理的人。他们也是最早说“黑就是美”的人。这个影响看起来没多大，但实际上却是无比巨大的。它是一场文化革命、一种价值革命的开始。这绝不是在拒绝外部世界，而是把事物拉进中心、拉进人们专注的范围。对我们来说，变成根本的一件事情是——这件事情也是新的——一种对黑人的“自我”的绝望的探求。
艾梅·塞泽尔
对桑戈尔来说，这一点儿问题也没有，因为，作为塞内加尔人——尽管他在文化上属于希腊和拉丁世界——他依然，我相信，是一个真正的塞内加尔人，以及，从根本上说，一个非洲人。非洲一直知道，法国的殖民主义是边缘的、是很可能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的。但桑戈尔把自己完美地锚定在他的认同，一种塞内加尔的认同，一种吸收世界可以给他带来的一切的非洲认同，锚定在一个不被同化却在同化（别的东西）的“自我”之中。我总是为所有那些关于桑戈尔的流言——直接对他的攻击，说他是白种黑人等等——而感到震惊，你只要读一读桑戈尔的著作，就知道他是多么地非洲，他是多么地塞内加尔了。不仅非洲，而且塞内加尔。你应该读一下《亲密之歌》(Chantsdel’initié)这样你就会意识到这点了。当然，如果你想去图书馆里找提到他的著作的话你也可以找到一些，但一样地，你会发现它们和你预期的不一样。有些人相信在他那里有圣-琼·佩斯的影子。根本不是这回事。的确，佩斯很可能也读过被称为“原始”的文献。这解释了那些巧合。但桑戈尔这里的东西，来自塞内加尔，来自沃洛夫的宫廷诗歌，来自那个重视荣誉的社会，来自这些体操诗，来自人们在运动员进场时献上的颂诗。当然，这肯定会让人想起品达。这意味着，所有这些社会——农业社会——都是相似的，以及，从根本上说，人就是人。意象不是独一的东西(One)，而是某种使人们相会的东西。现在，桑戈尔是悲伤的；他是孤独的。我一直钦佩其性格之坚强。有一天，阿里翁·迪奥普告诉我：“在桑戈尔那里，你看不到悲剧，悲剧的是这个世界，而不是他。”他是一个达到完美平衡、知道如何正确地与世界和他人相处的人。我还要补充，他是一个伟大的诗人，一个真正的诗人，一个非洲的诗人。我给他写过一首诗，当时我一想到他，脑袋里冒出来的那个词就是缔言力(Dyali)。字面上说，这个词的意思是，说出言词者，诗人，就像桑戈尔自称语言的主人那样，他就是缔言力。我把这首诗寄给了他。他深受感动。缔言力也是指路者。我们的生活终会像藤蔓的桥一样倒塌，但做过的话、说过的事、展示过的东西，和那些继续为他人指路的东西，会一直存在下去：
缔言力[1]
（为利奥波德·塞达尔·桑戈尔而作）
藤蔓的桥如果倒塌
也是倒塌在十万颗星星的海胆上
叫人相信为了加快我们负重牛群的脚步
为了点亮我们的夜
少一颗也不行
我记得
在已经远去的回声中
我们心中那些非常古老的猫科动物的咆哮
然后孤独会大量地
从古老的诅咒中升起
并踏上记忆的海岸
在漂浮的沙洲
和群岛破碎的漂泊中
我不会忘记他的言语
缔言力的言语
缔言力
通过沙丘和磨损之物
传播生命汁液与绿色柔情之人
发明人民和人民之芽之人
为他们守望信风之人
主宰他们的言语之人
你说缔言力
我再说缔言力
本质的言说者
永远被复述之人
看呐和从前的日子里一样的
不倦的荣誉
看呐在时间面前
在晦暗中在黑暗中在强硬中
一个有待发现的新通道
一个有待开启的新缺口
看呐一个有待定位的
给被遗忘的鸟儿的饥饿和饥渴的
新的落脚处和新的水源的新星座
看呐
看呐
缔言力
有待催动的农民对种子的耐心
和根的咒语的顽固
在大地深处
在内心深处
在从太阳那里夺来的
纹章上[2]
[1]缔言力(Dyali)是曼丁哥语，指西非苏丹-萨赫勒区的游吟诗人。
[2]译注：最后这句跟塞内加尔国徽有关。访谈中用的这首诗的英译有些问题。这里的这首诗是我根据新版塞泽尔诗全集里的原文翻的。
塞内加尔国徽UnPeuple,
UnBut,
UneFoi.
“一个民族,
一个目标,
一个信仰”
所有这一切是为了告诉你当时我们的生活氛围，那是一种充满激烈的智识激动的氛围（桑戈尔曾说，塞泽尔会“发疯”）。他想强调的是我们心中所见的那种伟大的异象，那种有些末世论色彩的异象，它会压倒你、征服你。《返乡笔记》便诞生于此。所以，当然了，你可不要去它里面寻找什么政治信念。但也许，你可以去那里寻找本质的人：一个呼喊，根本的呼喊。后来，人们对它做了某种理性化的操作。关于它人们说的话大多和黑人性相关。但在我看来，我从来没有写关于黑人性的专论的意图；黑人性对我来说从来不是一个真正的哲学概念。认识我的人都知道，这里面没有一丝一毫的种族主义。我根本就不是什么种族主义者。我是一个爱——我不会说单数的文化——各种文化，爱所有文化的人。我对希腊文化感兴趣，对斯拉夫文化感兴趣，也对德国文化感兴趣。桑戈尔也一样；他对所有这些都很感兴趣。换言之，一切人类——无论他在世界上的哪个地方——都要和生活打交道，都要把生活过得更加容易，也都要面对死亡。我写的，也是这个。你也会看到，在汉语诗和班图语诗里你也能发现这个。
所以，如果说桑戈尔和我谈论黑人性的话，那也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欧洲中心主义恶化的世纪，那是一种狂热的欧洲中心主义，没有任何良心上的负罪感的欧洲中心主义。没有人会质疑所有这一切——欧洲文明的优越性，其向世界传播文明的使命——没有人会因为身为殖民者而感到羞愧。当时欧洲心里真的没点b数，而被殖民者也欣然接受了这种世界观；他们已经把殖民者对他们的看法给内化了。你不能忘记这点。所以黑人性对我们来说，是一种肯定自己的方式。首先，肯定自己，肯定对自己认同的回归，肯定对自己的自我的发现。黑人性绝不是一个种族主义的理论。黑人性给我提供了解读马提尼克的线索，马提尼克是它的一个镜像。人们问：“黑人性还有什么有意义的东西吗？难道它不是只是在纯粹历史的层面上看，才是有趣的吗？”根本不是这回事。我想，哪里有黑人，哪里就有黑人性，这是当然的事情。我们想要大力呼喊的，马提尼克的苦情与其说是身体上的痛苦、经济上的剥削（即便这些都是真实存在的），不如说，更多地是它的异化，异化作为政策使马提尼克人的良知破产了。而且，相信我，这场反异化的战争从来就没有彻底结束过。可为什么我要说这些呢？罗威尔先生，你问了我一个具体的问题……
马提尼克地图
罗威尔：我问的是您的“政治生涯”，您说您不喜欢那个说法。
塞泽尔：我会说这个“政治生涯”有点像是机缘巧合的结果。你会说，从来就不存在纯粹的机运。的确，要是纯属偶然的话，那么，一件四十年前碰巧发生的事情，到现在还在继续，那就真的令人惊奇了！但我说的是真的，非常奇怪。如果说，在我二十五岁的时候，有人问我：“你这一辈子想要的是什么？”那么，我会回答很多东西，但我肯定不会回答：“我想当个政客。”我绝无这样的抱负。至于法兰西堡的市长嘛……我不喜欢荣誉。那是负担，非常沉重的负担。对于马提尼克人民，我有自己的想法。我当然也有着强烈的历史意识。就是这个，让我和我的同时代人很不一样。我总是从历史连续性的视角，来看我做的一切事情。我深刻地意识到斗争的起源，努力和苦难的根源，以及我们安替列群岛的人必须克服的巨大障碍的来源，以及这种观念——这是我的超越，历史基本上就是一种形式的超越——即这一切都要别人来干的出处。那是一个有待传递的遗产。我对自己的责任有着清晰的认识；这让我感到压抑，同时又催我奋进。所以我认为，正是通过这一切，我才被卷入政治的。我记得很清楚：当时还是战争期间。乔治·格拉蒂昂、勒内·梅尼尔和我面临的选择都差不多，而我可能比他们更“黑人性”一些。当然《正当防卫》的超现实主义，在我看来，有些太过于同化主义了。但那个期刊给我们带来的，是一种自由的“+”，让我们更敢于超越常规的、死板的文学形式。我们都有这样一种渴望，希望看到这个被压迫的、被限制的、被孤立的人民用这个词的最强烈的意义，用某种来自其内心深处的、被猛投到阳光底下的东西来表达自己。而且，在我们
本文编辑：佚名
转载请注明出地址 http://www.kasiteli.com/kstlfz/7942.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