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娟是78年生人，年因乳腺癌去世。
她生前是海归博士，也是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优秀的青年讲师。她并不是一位纯粹意义上的作家，写书只是想记录下自己生病后关于生命的思考。
于娟承认，曾经的野心是两三年搞个副教授来做做，于是玩命发文章搞课题，但其实心里是茫然的：成为副教授之后呢，又该干什么？
生病后她才好像彻悟了。
“得了病我才知道，人应该把快乐建立在可持续的长久人生目标上，而不应该只是去看短暂的名利权情。
名利权情，没有一样不辛苦，却没有一样可以带走。”
为啥是我得癌症？
我从来不去想这个问题，既然病患已然在身，恶毒诅咒也好，悔过自新也好，都不可能改变我得了癌症的事实，更不可能瞬间把我的乳腺癌像转汇外币一样转到其他地方去。
无能为力而又让我倍感伤怀的事情，我索性不去想。
时隔一年，几经生死，我可以坐在桌边打字，我觉得是我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了，客观科学，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地去分析总结一下，为啥是我得癌症。
做这件事对我并无任何意义，但是对周围的人可能会起到防微杜渐的作用。
我在癌症里整整挣扎了一年，人间极刑般的苦痛，身心已经被摧残到无可摧残的地步，我不想看到这件事在任何一个人身上发生。
但凡是人，我都要帮他们去避免，哪怕是我最为憎恨讨厌的人。
之所以去思考这个问题并且尽量写下来，是因为无论从什么角度分析，我都不应该是患上癌症的那个人。
痛定思痛，我开始反思自己究竟哪点做得不好，以致上天给我开了个如此大的玩笑，设了个如此严峻的考验。
电影《滚蛋吧！肿瘤君》01饮食习惯瞎吃八吃。
我是个从来不会在餐桌上拒绝尝鲜的人。基于很多客观原因，比方老爹是厨子之类的优越条件，我吃过很多不该吃的东西。不完全统计，孔雀、海鸥、鲸鱼、河豚、梅花鹿、羚羊、熊、麋鹿、驯鹿、麂子、锦雉、野猪、五步蛇等，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除了鲸鱼是在日本的时候从超市自己买的，其他都是顺水推舟式的被请客。然而，我必须深刻反省，这些东西都不该吃。尤其是看了《和谐拯救危机》之后，吃它们、剥夺它们的生命让我觉得罪孽深重。
破坏世间的和谐、暴虐地去吃生灵、伤害自然、毁灭生命这类的话就不说了，最最主要的是，说实话，这些所谓天物珍馐，味道确实非常一般。
比如海鸥肉，经过高压锅四个小时的煮炖仍然硬得像石头，咬上去就像啃森林里的千年老藤，肉纤维好粗好干好硬，好不容易啃下去一口，塞在牙缝里搞了两天才搞出来。
我们要相信我们聪明的祖先，几千年的智慧沉淀，他们筛选了那么长那么长的时间，远远长过我们寿命时间的无数倍，才最终锁定了我们现在的食材，并在远古对它们进行驯养。
如果孔雀比鸡好吃，那么现在鸡就是孔雀，孔雀就是鸡。
暴饮暴食。
我是个率性随意的人，做事讲究一剑在手，快意恩仇，吃东西讲究大碗喝酒大口吃肉。
我的食量闻名中外。在欧洲的时候导师动不动就请我去吃饭，原因是老太太没有胃口，看我吃饭吃得风卷残云很是过瘾，有我陪餐讲笑话，她就有食欲。在复旦读书时，导师有六个一起做课题的研究生，我是唯一的女生。但是聚餐的时候，五个男生没有比我吃得多的。
年轻的傻事就不说了，即便工作以后，仍然忍着腰痛（其实已经是晚期骨转移了）去参加院里组织的阳澄湖之旅，一天吃掉七只螃蟹。我最喜欢玩的手机游戏是贪吃蛇，虽然功夫很差。认真反思，不管你再怎么灵巧机敏，贪吃的后果总是自食其果。
玩来玩去，我竟然是那条吃到自己的贪吃蛇。
嗜荤如命。
得病之前，每逢吃饭，若是桌上无荤，我便会兴味索然，那顿饭即便吃了很多，也感觉没吃饭一样。
我妈认为这种饮食嗜好，或者说饮食习惯，或者说遗传，都是怪我爹。
我爹三十出头的年纪就是国家特一级厨师，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职称比现在难混，所以他在当地烹饪界有点名头。
我初中的时候，貌似当地三分之一的厨子是他的徒子徒孙，而认识他的人都知道我是他的掌上明珠。可想而知，只要我去饭店，就会被叫我“师妹”“师叔”的厨子带到厨房，可着劲儿地塞。
那时候没有健康饮食一说，而且北方小城物质匮乏，荤食稀缺。而我吃的都是荤菜。
在我得了病之后，光头一个星期不到，考研突击一样看完了很多不知道哪里搞来的健康食疗书，比方坎贝尔的《救命饮食：中国健康调查报告》、王药的《治愈癌症救命疗法》等等。
引经据典，开始相信牛奶中的酪蛋白具有极强的促癌效果，以动物性食物为主的膳食会导致慢性疾病的发生（如肥胖、冠心病、肿瘤、骨质疏松等），以植物性食物为主的膳食最有利于健康，也最能有效地预防和控制慢性疾病。
结论是应该多吃粮食、蔬菜和水果，少吃鸡、鸭、鱼、肉、蛋、奶等。
可怜躺在床上只能张嘴等待喂食的我，从化疗那天开始就从老虎变成了兔子。
02睡眠习惯现在这个社会上，太多年轻人莫名其妙得了癌症，或者莫名其妙过劳死，而原因往往是所谓的专家或者周围人分析总结出来的。
当事人得了这种病，苟活世间的时间很短，没有心思也没有能力去行长文告诫世间男女，过劳死的更不可能跳起来说明原因再躺回棺材去。
我作为一个复旦的青年教师，有责任有义务去做我能做的事，让周围活着的人更好地活下去，否则，刚读了个博士学位就有癌症晚期，翘了还不是保家卫国壮烈牺牲的，这样无异于鸿毛。
写这些文字，哪怕有一个人受益，我也会觉得，自己还有点价值。
我平时的习惯是晚睡。
其实晚睡在我这个年纪不算什么大事，也不会晚睡就晚出癌症。我认识的所有人都晚睡，身体都不错，但晚睡的确非常不好。
回想十年来，自从没有了本科宿舍的熄灯管束（其实那个时候我也经常晚睡），我晚上基本上没有12点之前睡过。
厉害的时候通宵熬夜，平时的早睡也基本上在凌晨1点前。后来我得了癌症，开始自学中医，看《黄帝内经》之类。就此引用一段话：
下午5～7点酉时肾经当令
晚上7～9点戌时心包经当令
晚上9～11点亥时三焦经当令
晚上11～1点子时胆经当令
凌晨1～3点丑时肝经当令
3～5点寅时肺经当令
早晨5～7点卯时大肠经当令
“当令”是当值的意思。也就是说这些时间，是这些器官起了主要的作用。从养生的观点出发，人体不能在这些时候干扰这些器官工作。
休息，可以防止身体分配人体的气血给无用的劳动，那么所有的气血就可以集中精力帮助“当令”器官工作了。
长此以往，熬夜或者晚睡对身体是很没有好处的。
在查出癌症的时候，我的肝有几个指标偏高，但是我此前没有任何肝脏问题。我非常奇怪并且急于搞明白为什么我的肝功能有点小问题，因为肝功能不好是不能继续化疗的。不久以后我查到了下面的话：
“中国医院感染科主任窦晓光介绍，熬夜直接危害肝脏。熬夜时，人体中的血液都供给了脑部，内脏供血就会相应减少，导致肝脏乏氧，长此以往，就会对肝脏造成损害。
“23时至次日3时，是肝脏活动能力最强的时段，也是肝脏最佳的排毒时期。如果肝脏功能得不到休息，会引起肝脏血流相对不足，已受损的肝细胞难以修复并加剧恶化。而肝脏是人体最大的代谢器官，肝脏受损足以损害全身。所以，‘长期熬夜等于慢性自杀’的说法并不夸张。
因此，医生建议人们从23时左右开始上床睡觉，次日1至3时进入深睡眠状态，好好地养足肝血。”
得病之后我安生了。
说实话，客观情况是我基本失去了自理能力，喝水都只能仰着脖子要吸管，更不要说熬夜蹦迪。因此我每天都很早睡觉，然后每天开始喝绿豆水、吃天然维生素B、吃杂粮粥。
然后非常神奇的是，别的病友化疗会导致肝功能越来越差，我居然养好了，第二次化疗时，肝功能完全恢复正常了。
希望这些文字，对需要帮助的人有所贡献。也真心希望我的朋友们，相信“千里之堤，毁于蚁穴”这句古话。
我们是现代人，不可能脱离社会发展的轨迹、现代的生活节奏，以及身边的干扰，那么在能控制的时候多控制，在能早睡的时候尽量善待自己的身体。
有些事情，电影也好，BBS也好，K歌也好，想想无非是感官享受，过了那一刻，都是浮云。
唯一踩在地上的，是你健康的身体。
03突击作业说来不知道该骄傲还是惭愧，站在脆弱的人生边缘，回首滚滚烽烟的三十年前半生，我发觉自己居然花了二十多年读书，“读书”二字，其意深妙。
只有本人才知道到底从中收获多少。
也许只有我自己知道我是顶着读书的名头，大把挥霍自己的青春与生命。
我是自控力不强的人，是争强好胜、自控力不强的人，是争强好胜、决不认输、自控力不强的人。
即便在开学伊始，我就清楚明确地知道自己应该好好读书，否则可能哪门考试就挂了，但我仍然不能把自己钉死在书桌前。
年轻的日子就是这点好，从来不愁日子过得慢。不知道忙什么，就好似一下子醒来，发现已经9点要上班迟到了一样。每当我想起来好好学习的时候，差不多离考试也就两个星期了。我此前的口头禅是：不到deadline（最后期限）是激发不出我的学习热情的。
然后我开始突击作业，为的是求一个连聪明人都要日日努力才能期盼到的好结果、好成绩。
所以每当我埋头苦学的时候，我会下死手地折腾自己，从来不去考虑身体、健康之类的，我只是把自己当牲口一样，快马加鞭，马不停蹄，日夜兼程，废寝忘食，呕心沥血，苦不堪言……
最高纪录一天看二十一个小时的书，看了两天半去考试。
这还不算，我会时不时找点事给自己：人家考个期货资格，我想考；人家考个CFA（注册金融分析师），我想考；人家考个律考，我想考……等到考试还有一两个星期，我才幡然醒悟，又吝啬那些报名费、考试费、书本费，于是只能硬着头皮去拼命。
每次拼命每次脱层皮，光头每次看我瘦了，就说：“哈哈，你又去考了什么没用的证书？”
然而，我不是冯蘅（黄蓉的妈，黄老邪的老婆）。即便我是冯蘅，有过目不忘的本事，到头来冯蘅强记一本书竟也呕心沥血累死了。何况是天资本来就不聪明的我？
于是我每一轮考试前的两个星期强记下来，都很伤，伤到必定要埋头大睡两三天才能缓过气力。本科时考试是靠体能，然而到后来考试是拼心血拼精力。
得病后，光头和我反思之前的种种错误，认为我做事从来不细水长流，而惯常地如男人一样大力抡大斧地高强度突击作业，这是伤害我身体免疫机能的首犯。
他的比喻是：一辆平时就跌跌撞撞一直不保修的破车，一踩油门就彻天彻夜地疯跑疯开半个月。
一年搞个四五次，就是钢筋铁打的汽车，开个二十几年也报废了。
04环境问题打下这几个字，犹如土豆背过的那句诗：拔剑四顾心茫然。
这个问题实在太大了，大到我不知道如何去分析，哪怕具体到我自身。
然而，若是我不去思考与分析，怕是很多人都难能分析：我毕竟是在挪威学环境经济学的科班出身，这件事在光头的身上更极具讽刺，他的科研方向是环境治理和环保材料的研发。
我是个大而化之的生活粗人，从来没有抱怨过周边的环境多么糟糕。年去日本北海道附近待了段时间，是佩服那里环境不错，却也真没有嫌弃上海多糟糕。年的时候听到岗布（一个日本人）抱怨下了飞机觉得喉咙痛，非常嗤之以鼻，心里暗暗说：我们这里环境那么糟糕，你还来干啥？不如折身回去！
我真正体会到空气污染是年从挪威回国，在北京下飞机的那一瞬间，突然感觉眼睛很酸，喉咙发堵，岗布的话依然在耳。
也许，日本鬼子不是故意羞辱我们日新月异的上海。
我们一直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当然不敏感，但若是跑去一个环境清新的地方住上若干年，便深有反向体会。
同期回国的有若干好友，我们在电话里七嘴八舌交流我们似乎真的不适应中国国情了：喉咙干，空气呛，超市吵，街上横冲直撞到处是车。这不是矫情，这是事实。这也不是牢骚，这是发自内心的感受。
回国半年，我和芳芳、阿蒙等无一例外地病倒，不是感冒发烧就是有个啥啥啥小手术。
光头嘲笑我们，是挪威那个地儿太干净了，像无菌实验室，一帮中国小耗子关到里面几年再放回原有环境，身体里的免疫系统和抗体都不能抵御实验室以外的病菌侵入。
是，我不多的回国朋友里面，除了我，梅森得了胸腺癌，甘霖得了血液方面的病。
也许，这只是牢骚。除非国民觉醒，否则我们无力改变这个事实、这个环境、这个国情。
网络上查一下，就会有触目惊心的数据：现在公布的数据说癌症总的发病率在/左右，也就是每10万人中就有个癌症病人。
这其中，
“上海癌症发病率年比年增加了一倍，超过北京、天津的25%，为全国城市第一位。而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癌症监测数据显示，上海市区女性的癌症发病率比二十年前上升了近一倍，每名上海女性中就有一人是癌症患者，也远高于我国其他城市”。也许我看这段文字和大家不同，因为我更加知道每个代表病人的数据背后，都是一个个即将离开人世的生命和撕心裂肺不再完整的家。
我并不是说，大上海的污染让我得了癌症，而是自我感觉，这可能是我诸多癌症成因的一个：我不该毫无过渡时间地从一个无菌实验室出来，就玩命地赶论文，在一个存在周边空气污染、水污染和食品安全危机的大环境里……
年开始研究除甲醛的纳米活性炭，有次偶然做实验，打开了甲醛测试仪，甲醛测试仪开始变得不正常。
一般来讲，甲醛指标高于0.08已然对身体有危害，而屏幕上的指数是0.87。
清查罪魁祸首的时候，东西一样样清除，一样样扔出研发实验室检测，最后把家具也扔出院子测，结果是，那些家具的检测指数犹如晴天霹雳。
光头立刻石化。
事隔半年，我查出了乳腺癌。
医生说，肿瘤的肿块不是容易形成的，癌症的发生需要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要经历多个阶段。从正常细胞到演变成癌细胞，再到形成肿瘤，通常需要十至二十年，甚至更长。
当危险因素对机体的防御体系损害严重，机体修复能力降低，细胞内基因变异累积至一定程度，癌症才能发生。
也就是说，我的乳腺癌很有可能是当时那批家具种下的种子，那些癌细胞经历了漫长的等待，伺机等待我体内免疫力防线有所溃败的时候奋起冲锋。
光头无语，我亦无言。这是要命的疏忽，然而，谁能想得到呢？
一日在病房，夜里聊天，我和光头不约而同讲到这些家具，我感慨防不胜防的同时开玩笑：“说不定你那个国家专利日后卖得很火，记者会专门报道你：甲醛家具残害爱妻毙命，交大教授毕生创发明复仇之类。”
哪里想到光头歇斯底里哑着喉咙叫：“我宁可他妈的一辈子碌碌无为，也不想听到这种话从任何人嘴里说出来！”
我突然意识到，我这句话对他的内心来说不是玩笑，而是天大的讽刺。
一个终年埋头在实验室发明了除甲醛新材料的人，从来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爱人却经年累月浸泡在甲醛超标的环境里，最终得了绝症。
作者：于娟
文章来源：《此生未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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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知道你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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