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企图用暴力肆无忌惮压制他人思想观念的人对任何反对意见总是极其敏感。所以，加尔文也就会把这样的事情视为是毫无道理：世人竟然会允许自己去讨论处死塞尔维特一事的是非曲直，而不是把此事颂扬为一种使天主感到满意的虔诚行为。
一个具有专制独裁秉性的人首先想到的始终是对任何反对自己思想观念的行为进行压制——使用审査制度和进行封锁。
既然日内瓦方面已经说了，那么现在就再也不允许对塞尔维特之死继续进行争论！因此，其他人现在对塞尔维特案件所表示的一切看法从一开始就必定是一种错误、一种谬论、一种欺人之谈、一种异端邪说、一种渎神行为，因为这一切都是为了反对他——加尔文。
就像一个没有独立思想的人始终比一个有创造性思想的人更讨厌思想自由一样。
一个卡斯泰利奥满怀自己的同情呼唤天主的同情，祈求天主能够最终结束对异端分子的野蛮杀戮，而这个日内瓦的布道师贝扎却同样满怀自己的刻骨仇恨祈求同一个天主不要制止大肆屠杀异端分子。
贝扎为了及时“扼杀”宽容的理念，竟蛮横地在自己的小册子中提出这样的要求：任何一个倡导宽容的人——任何一个为“贝里乌斯主义”辩护的人——从现在起就应该被当作异端分子对待，也就是说，应该被火刑处死。
而其真正的意图却是这样一种威胁：这些可恨的捍卫思想自由的人们终于应该明白，他们对人性的任何进一步要求都要冒生命的危险。
他认识到，采取行动的决定性时刻已经来到。如果不把杀害塞尔维特的罪行对簿于所有世人面前的公堂，以求最后的裁决，那么将会有数以千计的人在这样的火刑堆上被烧死。迄今还是个別的杀人行为就会被确定为一条杀人的原则。卡斯泰利奥果断地把自己的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搁到一边，专心致志撰写他的那个世纪的“我控诉”——《驳加尔文书》。
《驳加尔文书》——这样一份公开的控诉书虽然针对的是加尔文个人，但由于这本书的道义力量而成为最雄辩的声讨檄文之一：声讨任何通过法律压制言论自由的企图、声讨任何通过教条压制信念自由的企图、声讨任何通过永远是卑鄙的暴力去压制永远是天生的良知自由的企图。
卡斯泰利奥这样开始自己的诉状：“让·加尔文是一个今天享有巨大权威的人，我祝愿他能享有更大的权威并愿我自己能看到他是一个内心充满温情的人。”
“我将不会像他对付塞尔维特似的对付他。他是先让人将塞尔维特活活烧死，同时又将塞尔维特的著作一起焚毁，现在又百般诋毁塞尔维特，因为反正塞尔维特已经死去。加尔文在把他的对手塞尔维特及其著作用火刑焚毁之后现在又恣意从塞尔维特的著作中援引个别的词句要我们去注意这些著作，这样的行为就好比一个纵火犯在把一幢房屋烧成灰烬之后要我们去察看各个房间的设施一样。“
被告塞尔维特当时在日内瓦是被关在一间地牢里，忍受着严寒的折磨，当局剥夺了他请任何证人和辩护人的权利。而现在，塞尔维特案件应当在所有人文主义者的注视下自由地作出道义上的裁决。
卡斯泰利奥写道：“他——加尔文不仅在革新教会方面真正地离经叛道，他甚至把自己的这样一种离经叛道强加给了所有的人，以致他们都已觉得，反对加尔文是非常危险的事。事实上，加尔文在十年之内对《圣经》的重新解读已超过天主教会在六百年间对《圣经》的重新解读。”
卡斯泰利奥写道：“因此，以如此自以为是的态度互相争论原本属于天主自己的秘密——好像我们参与了天主的最隐蔽的各种安排似的——不啻是狂妄无知，况且，假装自己已经确切了解那些我们根本无从知道的事物，也是一种放肆的傲慢。”
有史以来的一切祸端皆来自于教条主义者。他们顽固地声称自己的思想观念和对尘世的认识是唯一正确的认识。正是这样一些相信尘世有统一思想和统一行动的狂热者们以强词夺理的争论搅得天下不得安宁。他们把思想观念的天然并存转变为思想观念必定互相对立的一场杀气腾腾的论战。
如果说，加尔文确实深入研究过并且揭开了思想领域的各种真谛，那么他就应该给别人留下一些时间，让他们同样去理解这些真谛才对，而加尔文为什么不这样做呢？加尔文为什么总是先将别人打倒，从而剥夺了他们认识真谛的机会呢?
于是，卡斯泰利奥引用《基督教要义》中的词句——即加尔文以前说过的话。而如今的加尔文很可能会让人把说这样一些话的一个作者用火烧死呢。因为以前的加尔文一点也没有偏离卡斯泰利奥的论点——而卡斯泰利奥正是以这些论点批驳今天的加尔文。
正如拿破仑·波拿巴在当上第一执政和皇帝之后就小心翼翼地销毁了自己青年时代所写的关于支持雅各宾派的小册子一样，这个新教教会的领袖加尔文刚刚从受迫害者成为迫害他人者，就想要永远抹去自己当年弘扬宽容的自白。
卡斯泰利奥写道：“如果我们把加尔文最初宣称的这种宽容思想和他今天的言行作一番比较，我们将会看到，现在的加尔文和过去的加尔文竟是如此不同，犹如白昼和黑夜。因为是加尔文让人处死了塞尔维特，所以他现在要让所有那些对加尔文持有异议的人都像塞尔维特似的走向毁灭。加尔文现在拒不承认他自己以前提出的法律准则，而一味要求处以死刑……这是加尔文出于害怕别人很可能会揭发他自己的反复无常和变化多端，况且很可能会使他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是他把别人置于死地，这难道有什么可奇怪的吗？——正因为加尔文行为卑劣，所以他害怕真相大白。”
卡斯泰利奥写道：“假如塞尔维特是用武器攻击你，你有权利呼请官署予以帮助，可是塞尔维特只不过是用笔反对你的某些观点，你又为何要用镣铐和刀剑去对付塞尔维特的著作呢？请你自己说，你为什么要躲在行政公署的后面呢?”
由于加尔文一再像所有使用暴力的人那样想方设法用另一种凌驾于一切之上、超越个人的利害关系之上为自己的暴力行为开脱，所以卡斯泰利奥就用这样一句不朽的名言给加尔文当头一棒：“杀死一个人从来不意味着捍卫教义，而是：杀死一个人。当日内瓦人处死塞尔维特时，他们并没有捍卫任何教义，而是把一个人当作牺牲品；况且，世人要表明自己的信仰，并非要通过烧死另一个人；而只能通过自己为了信仰被别人烧死。”一这句话在一个黑暗的世纪犹如一道照亮黑夜的闪电。
“杀死一个人从不意味着捍卫教义，而是：杀死一个人。”——这是一句光彩夺目、最最富于人性和以其精辟而成为不朽的名言。塞巴斯蒂安·卡斯泰利奥用这样一句无比洗练的话为一切时代的任何一种对思想意识的迫害作了判决。为戕害一个人作辩解往往会编造或者假托一个合乎逻辑的、伦理上的、国家的或者宗教的借口，但在这些理由中没有一个理由可以使当事人或者一个指使者推卸个人应负的责任。一个人对血债始终负有罪责，而且任何一种思想意识都无法说明谋杀有道理。真谛可以传播，但不能强迫别人接受。如果一种教义、一种真谛被狂热鼓吹，教义并不会因此而更正确，真谛并不会因此而更真；没有一种教义会由于通过使用暴力的宣传而人为地超越其自身存在的空间。如果用一种教义——用一种思想理念去迫害那些出于自己内在的信念而与之抗拒的人，那么这种教义就会变得更不真。信念源自个人的经历和经验，信念只属于抱有这种信念的个人，而不属于其他任何人。信念不可能被限制，也不可以被引为罪证。纵使一种真谛可以上千次地借助天主的名义并自称是神圣的真谛，却从不可以把残害一个由天主创造的生命视为有道理的神圣之举。
三重罪责，这是人性最高的道德法庭作出的终审判决，犹如嘹亮的长号向那个时代吹响了三次。人已死去，身后的任何补偿都无法使死者复生，不过，挽回一个死者的荣誉有助于保护活着的人，而且通过世人严厉谴责一种非人性的行为，可以阻止其他无数非人性的行为。
这是一个先知般的人物在世纪之宗教大战临近之际所作的预言。塞巴斯蒂安·卡斯泰利奥面对被追捕者和被追杀者的痛苦终于无法再保持冷漠的态度，他在自己的那篇温和的宽容宣言中慷慨陈词，忧心忡忡地祈求天主赐予世间更多的人性；同样，他在自己的这篇声讨檄文中用振聋发聩的言辞痛斥一切怀着刻骨仇恨扰乱世间和平的人；他怀着雷电般的最最正气凛然的愤慨用不同凡响的尾声结束自己这篇声讨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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