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讨论“十七年”外国文学译介时，学界一贯强调“政治”对于“文学”的削弱与遮蔽，但这一观点不适用于拉丁美洲尤其是巴西的译介研究。本文通过回溯—66年巴西文学的译介与阐释情况，结合这些译作的政治立场、文学地位与学术评价，论证当时的文艺工作者并未受制于意识形态立场，而是从建国初期文化建设的需求出发，力图引进各时期最具文学价值与艺术特色的作家作品。无论从作品本身还是译介过程来看，“十七年”巴西文学汉译都并不缺少文学性，但在以“纯文学”为主导的评价体系中，其文学价值长期受到低估。
关键词：文学译介；“十七年”时期；巴西文学；文学与政治
关于—66年的外国文学译介，学界已形成一些共识：“文学译介主要体现为一种政治关系”1，其过程“无限强调对文学文本的政治化阅读与阐释”2。在这一语境下，研究者普遍认为，当时政治对于翻译进行了多方位的统摄：意识形态上，新成立的共和国选择向社会主义阵营国家或亚非拉文学一边倒；文学观念上，主要推崇以反映人民生活、塑造正面形象为主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具体实践上，建国后翻译出版行业经历机构化改革，译介主导权牢牢掌握在国家手中，外国文学的翻译出版成为国家政治意志的反映。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国首次展开了大规模的拉美文学译介。也因为如此，自年代掀起新一轮外国文学译介风潮之后，建国初期出版的拉美文学似乎都被打上了“缺乏文学性”的烙印。方长安便直言不讳地指出：“译介亚非拉文学,主要目的不在文学自身”3，甚至断言：“亚非拉大多数国家（印度除外）属于文学后进国,从古至今少有优秀作品”4。查明建也曾表达类似的观点：“从世界文学角度来看,其中有些国家的文学不甚或很不发达……很明显,五六十年代中国热情翻译东欧、东德以及越南、阿尔巴尼亚、朝鲜、罗马尼亚、古巴等国的文学作品,其目的不在‘文学’”5。这些评价并非孤立存在：它们与年代之后拉美文学译介中的“去政治化”和“纯文学”诉求一脉相承，这两个时期文学风格的“决裂”更加剧了这种印象。然而，上述针对建国初期“弱国文学”译介的印象却无法反映“十七年”时期拉美文学翻译的具体现实。事实上，即使有学者认为当时的政治环境损害了对文学的理解，也必须承认后来风靡一时的魔幻现实主义作家早在年代便进入中国。不仅如此，当时文艺工作者对于阿斯图里亚斯等人“革命性”的强调其实无可非议，反而年代之后将魔幻现实主义作为“纯文学”代表，才是对这些作家严重的误读。针对这一点，已有学者进行反驳。如滕威尽管也强调这一时期国家意志在文学译介过程中的筛选与遮蔽作用，却仍意识到拉美文学的特殊性，指出拉美作家“素有以笔为旗的抗争文学传统”6。因此，即使译介对象必须具备反帝反殖民的思想立场，仍能涵盖不同国家不同层级的拉美作家。在此基础上，滕威还着重提及了同时期出版的两部拉美文学史7：尽管这两本60年代出版的拉美文学史著作都强调将文学发展作为社会现象的一部分，突显反帝反殖民的抗争文学的文学史地位；但是它们并未从经典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出发来建立对文学历史的叙述。他们仍然没有放弃文学的艺术和美学诉求。8这种“艺术和美学诉求”同样反映在同时期的拉美文学译介中，尤其当我们将目光聚焦于巴西一国时，会发现彼时出版与翻译工作者对于该国文学传统的把握与了解之深，甚至为新时期之后所不及。在—66年间，译介的作品几乎都是巴西各时期的经典之作，即使在序言等副文本中，最突出的也并非意识形态话语，而是基于巴西历史国情与文学传统的介绍。更重要的是，愈是追求展示文艺特色的作品，也就愈容易赢得学界与普通读者的注意，从而发挥更大的影响力。因此，在“十七年”时期，至少就巴西文学而言，无论在译介还是接受层面上都跳出了所谓撇开文学只谈政治的限制框架，真正实现了对巴西优秀文学作品的引入。为了对这一时期的译介情况进行准确说明，下文将详细梳理这一时期国内究竟译介了哪些巴西作家、这些作家所属的意识形态阵营以及他们在巴西文学史上的地位。在此基础上，分析这些巴西作家的汉译过程与译介特色，突出译者与出版者个体在其中所起的作用。通过这种方式，本文期待进一步揭示“十七年”译介史上政治立场与翻译实践的关系张力，展示彼时译介工作者的主体意志与美学追求，同时阐明巴西等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学特色与艺术成就。政治光谱繁杂的“进步作家”
提到建国初期译介的巴西文学，一般首先会想到若热·亚马多（JorgeAmado，—）。作为巴西共产主义斗士与斯大林和平奖得主，将他的作品引进到中国似乎顺理成章。然而，这种单纯的政治归因却既不符合亚马多译介的实际情况，也不能解释其作品在中国产生的重大影响。事实上，纵观亚马多的整个创作生涯，他一直是全世界范围内最畅销的巴西小说家，其作品受到巴西国内外评论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