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沃霍尔坎普桑塔格丝网肖像
年，“女神”级明星玛丽莲·梦露死亡，沃霍尔随即创作了具有标志意义的梦露丝网画，从此“明星—灾难”主题在他心中扎根。为逝去的明星（包括政要人物）创作肖像作品，与其说是为纪念，不如说是在展示沃霍尔对现实和艺术进行转化的一种能力——在波普潮流里敏锐提炼“流行”与“大事件”，在大众文化的狂欢中迷恋和摄取标志性的图像，熟练地运用剪切、拼贴的手法进行艺术实践。于是，当他把源自新闻照片或海报的公众人物形象转化为丝网肖像时，媒体与艺术联起手来，凸显出脸的“面具”特征：“作为角色的自我”〔1〕。但由于“角色脸”只能在具体的画面中呈现，存在于社会／自然、角色／脸的夹缝中，这种模糊了角色与真实、具象与抽象、手绘与印刷的“肖像”艺术，不仅更新了人们对肖像和绘画艺术观念的认识，还反映了一种新的审美趣味或感受力——“坎普”。这里所谓“坎普”（Camp），借用的是“好战的唯美主义者”苏珊·桑塔格（SusanSontag）在《关于“坎普”的札记》一文中所阐发的概念〔2〕。“坎普”作为一种标榜“别致”（chic）的趣味，可以上溯至18世纪哥特风格的小说、中国工艺品和人工废墟中，后来又在19世纪镀上一层“敏感、晦涩、反常的色彩”，以佩特、罗斯金的思想，王尔德这样的人物以及法国新艺术的作品为代言。但是在苏珊·桑塔格眼中，“坎普”已超越了其原有的负面的狭隘含义（与同性恋者的关系，具有夸张、媚俗特点等）而成为当代文化感受力的先锋和典型。她以札记的方式描述了这种60年代新近形成的文化趣味，列举了一些她所认可的例子来指引读者如何在当代理解坎普——她认为只有从“技巧和风格化的程度”的角度来理解坎普，从“形式”上去体验坎普才是正途。同时，她也提醒人们，每个时代对坎普的典型认识都有差异，而如果没有“延宕”（也是“非本来”［off］）和“激情”（passion）的特质，也就不算真正的坎普。不仅如此，作为一种更广泛意义上的“审美经验”，坎普既是作为描述艺术形式、风格的一种审美方法，也是一种对待艺术、宗教、生活和世界的“创造性的感性态度”，它要做的是“为艺术（以及生活）提供一套不同的——补充性的——标准”。〔3〕于是，当60年代的美国新兴艺术（实验戏剧或电影、波普艺术、多媒体表演、摇滚等）蓬勃发展，包括沃霍尔在内的一批艺术家已经打破艺术与生活的界限，突破高雅艺术和低俗艺术的区分，并探索新兴艺术与大众文化之间的契合处，而一部分知识分子还把先锋前卫艺术看作恪守艺术自律的活跃姿态而忽略这些更边缘化的新兴艺术时，桑塔格敏锐注意到有必要为脱胎于杜威经验美学的这种不涉及道德性、不存在张力的“纯粹的审美”感受力〔4〕正名，于是选择以“坎普”这种张力十足的批评话语支持新兴艺术。实际上，高雅文化所具有的“严肃性”只是一种感性态度和评价标准，而艺术在当时已经有了一种新的功用：“一种用来改造意识、形成新的感受力的模式的工具”〔5〕。换言之，艺术本身就是创造的行为、批评的行为，艺术家不得不自觉成为美学家来思考和质疑所采用的材料、手段和方法，不得不轻视传统艺术中对个性的表达。而坎普作为一种“对失败的严肃性和体验的戏剧化”的感受力，是忽略艺术的“光晕”与“内容”的，是一种对人性本质的爱，是一种宁欣赏而非评价的态度，这就自然顺应了当代艺术越来越淡化内容、道德评判，抹平等级、个性的趋势。此外，桑塔格又指出“坎普”还是自命不凡者品味史的一部分，象征着一种奇特的贵族姿态，比如，19世纪的纨绔子等同于文化方面的贵族，寻求那些稀有的趣味。后来，坎普鉴赏者逐渐在通俗、常见的事物中发现乐趣，像王尔德那样已经表露出“坎普的民主精神”，态度超然而又等量齐观。而同性恋者也把自己与社会的同化寄托在引领审美趣味上，坎普精神正是这一问题的关键。同样，它也为主流文化之外的艺术以赢取地位、引领潮流提供了可能。正是由于桑塔格洞悉坎普处于当代趣味自由化和精英品位之间的模糊地带而可加利用，《时代》杂志如此评价：“‘坎普’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在大众文化的年代如何保持一流……桑塔格是一个知道如何捕捉当代感觉的思想家。”〔6〕其实，沃霍尔也称得上是一位知道如何捕捉当代感觉的艺术家，他的艺术活动与桑塔格的“坎普”理论恰好形成了一种互文的关系。一方面，沃霍尔的艺术和行事方式本身就足以说明“坎普”的外延有多么丰富——超然又严肃，别致又媚俗，夸张而戏谑。另一方面，沃霍尔和桑塔格之间确实存在某种“交集”：尽管桑塔格并不觉得沃霍尔的艺术有多么高明，她还是肯定沃霍尔等艺术家改变了我们大多数人借以辨识何为艺术品的那些基本原则〔7〕，并曾参与沃霍尔的系列影片《试镜》（TestScreen，—）的拍摄；作为呼应，沃霍尔则试图用电影《坎普》（Camp,）去阐释桑塔格的“坎普”概念。不过在笔者看来，通过最能标志沃霍尔风格的丝网肖像作品，可以更有效地理解和彰显“坎普”之魅，以及“坎普”如何作为透视大众文化面貌的镜子。
一、引号里的“名人”肖像桑塔格所理解的“坎普”，其重要特征之一是将“严肃之物转化成琐碎之物；是对夸张之物、对‘非本来’的热爱，是对处于非本身状态的事物的热爱”（8）。60年代的美国处于波普文化兴盛的年代——安迪说，即使是那些古板的、端着欧洲腔的家伙都不得不承认“我们是世界文化的一部分”——那也正是桑塔格所谓“不恋旧的‘乌托邦’时代”：当波普艺术开始对那些摩登事物（漫画、露天餐桌、名人、冰箱、可口可乐瓶等）予以关切，把艺术从抽象和自省的那类东西中带回来〔8〕时，所暗合的正是这种新感受力的流行及其趣味。安迪创作的明星肖像明显表现出对“非本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