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民族主义思想与殖民地世界
副标题:一种衍生的话语？
作者：[印度]帕尔塔·查特吉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译者:范慕尤/杨曦
出版年:-10
页数:
作为话语民族主义的代表人物，查特吉的民族主义理论是不可忽视的一支重要流派。通过借鉴知识考古学的方法和消极革命的理论框架，查特吉在《民族主义思想与殖民地世界：一种衍生的话语？》一书中以印度的民族主义话语演进为案例，阐述了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与民族主义政治运动之间的互动关系。本文首先解释查特吉选择话语分析的原因，然后通过与葛兰西和安德森的民族主义研究的对比分析，辅助理解查特吉研究中民族主义理论的现代批判意义。
民族主义；话语分析；消极革命
民族主义话语与民族主义政治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作为反殖民的思想武器，民族主义思想如何在殖民主义的话语体系下逐步衍生出来，形成一套独立的话语体系？民族主义话语的历史任务是否因反殖民运动的胜利、后殖民国家的建立就完成了？査特吉在《民族主义思想与殖民地世界：一种衍生的话语？》一书中以印度民族主义话语演化的历史为蓝本对上述问题予以回应，抽丝剥茧地诠释了政治是如何在一个话语意义不甚确切的意识形态领域运作的。作为话语民族主义的代表人物，査特吉的民族主义理论经常被归人后现代批判理论的流派，而他本人也被誉为印度最重要的批判知识分子，因此，本书还可以从对现代性批判的角度思考，重新认识民族主义在历史上与今天的革命性价值。
一、为什么要进行民族主义的话语分析？
全书开篇，査特吉首先将民族主义置于与西方自由理性的话语谱系之中进行思考。民族主义与自由理性的关系是什么？是其变体抑或是对立？为什么民族主义会一方面表现出对自由进步的普遍要求，同时又充斥着沙文、仇外、原教旨，成为暴政和战争的辩词？査特吉根据对这些问题的解答区分了两种民族主义的研究路径——自由主义路径与保守主义路径。
自由主义理论家认为民族主义和自由理性是一致的。民族主义的核心在于对民主和个人自由的渴望，并致力于为这种渴望的实现创造条件，偏离常规的实践形式只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意外。自由派的代表是厄内斯特?盖尔纳，他对民族主义的解读基本可以概括为：民族主义所产生的所有问题都可以简化为工业社会发展的需要。具体来讲，现代化浪潮导致工业文化对传统文化的替代，工业化不均衡地瓦解了传统社会，导致文化的差异，文化的分类就是民族的分类。“当两群人的进步程度能够轻易从文化上加以辨别，民族主义就产生了。”[1]因此，民族主义是后进观察先进时必然产生的一种羡慕嫉妒恨，而之所以产生后进和先进的区分是由于工业化，工业化既产生了两者的差距，也产生了两者的自我认知。以“工业化社会学”的逻辑解释催生民族主义运动的条件本质上是一种功能主义解释。相较于由此产生的虚假因果的弊端，以功能主义视角解读民族主义更大的问题在于消解了民族主义本身的价值——“民族主义思想甚至没有必要去探究它所试图建立的社会类型的普遍逻辑：那种逻辑是客观地赋予它的”[2]。由此可见，自由主义理论家将民族主义理解为一种非理性的偏差，最终和西方的启蒙价值是一样的，功能主义和决定论已经将民族主义想象的终点设定好了，而这个终点和自由主义的终点是一致的，一旦去除掉前进路上的干扰因素，二者就将走向合流。
保守主义理论家看到了自由派对民族主义解读的问题，其代表人物埃里?凯杜里认为民族主义不是理性或自由的产物，而是其对立面。保守主义者们并不认为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追求上的一致性，相反，他们将殖民地世界的民族主义运动视为各种派别的集团，赞助人和受助人的关系，披上了现代政治组织外衣的传统的忠诚诸如此类，虽然具备现代性的形式，但是“非欧洲世界的人民从文化上不能理解启蒙的价值”。[3]
査特吉继承了保守派对自由主义理论家的批判，认为自由主义的解读等于清除了民族主义的内容，也正是民族主义的内容，它关于可能的与合理的事务的主张，勾勒出了它不同于自由主义话语的另一种政治外形，决定了其有别于自由主义的独特的理论价值，而不理解民族主义的内容就无法理解其内在价值。
査特吉进一步发现了两种解读路径共性的缺陷，即双方都忽视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为什么非欧洲的殖民地国家在历史上别无选择，而只能尽力去接近被赋予的‘现代性’特性呢？”[4]査特吉将其归因为权力结构所导致的话语霸权。“这种接近的过程就意味着继续臣服于一种世界秩序，它分派给他们任务，而他们对这些任务都没有控制权。……在资产阶级理性思想范围内，这个理论问题是不可能被提出的，不管是保守派还是自由派。因为提出这个问题就是将思想本身置于权力话语中，包括被认为理性的和科学的思想。它将质疑那种思想的普遍性、施与性、权威性，想要追根溯源，从而激烈地批判它。它要提出一种可能性，即不止是军事和工业力量，思想本身也能主导和征服。它要将政治权力的战场，扩展到历史、哲学、科学话语领域。”[5]
由此，査特吉开始把论证矛头指向殖民者对于殖民地世界的“文化霸权”。作为殖民主义对立面的民族主义并非是单纯的书斋式的研究性归类，而是为“试图断言全新的政治可能性的可行性”[6]而存在的意识形态论战工具。民族主义思想是和民族主义政治相配合的，不同时期民族主义思想的不同内容是源于当时当地的民族主义政治的需要。这种行动者视角的民族主义话语分析迥异于前文所述旁观者研究路径，将解释思路由外生（断言民族主义的逻辑原则和理论概念都源于另一知识体系，即现代西方的理性思想）转变成了内生（从民族主义思想本身的内容、逻辑及其理论形式出发，发现其历史渊源和功效）。
二、从“消极革命”的思路理解民族主义话语
査特吉的话语分析思路受到葛兰西的影响极大。他对民族主义思想内容分析所采取的行动者视角有明显的葛兰西色彩，本书中，査特吉对班吉姆?钱德拉、甘地和尼赫鲁等印度民族主义者思想的解读与葛兰西对于马基雅维利的解读如出一辙。
在葛兰西看来，马基雅维利的思想和作品就是为意大利民族统一所进行的意识形态宣传与准备。“在马基雅维利的时代，他的学说并不是纯粹‘书本上’的学说，并不是与世隔离的思想家的专利品，并不是仅仅在知音者中传布的天书，马基雅维利的风格，不是中世纪所盛行的或人道主义作家所用的系统化论文写作者的风格；正好相反，这是一种行动的人的风格，这是一个致力于唤起行动的人的风格，这是党的‘宣言’的风格。”[7]马基雅维利著书立说的对象是“不懂事的人”[8]，他想完成在政治上训练“不懂事的人”的任务，而“不懂事的人”就是“当时的革命阶级，‘人民’，意大利‘民族’，从自己的人们中产生出萨服纳罗拉和别洛．索得里尼，而不是卡斯特鲁卓和瓦连廷诺的城市民主派。可以这样认为：马基雅维利力图说服这些力量，使他们认识到必须有一位能够知道他所需要的并且知道怎样达到他所需要的东西的领袖，并且热情地拥护这位领袖，哪怕这位领袖的行动与当时流行的思想——宗教相抵触（或者似乎抵触）。”[9]因此，“马基雅维利不只是学者，他是党人，他是具有强烈热情的人，他是努力建立新的力量对比的政治活动家。”[10]
理解了葛兰西对马基雅维利的分析视角，就理解了査特吉对班吉姆?钱德拉、甘地和尼赫鲁的思想站位设定，他们的著述都是致力于唤醒和训练人民的檄文，而非某种中立的学术性话语，区别只在于时期不同、策略不同。
不仅如此，査特吉全书核心对印度民族主义思想史的解读框架也是借鉴了葛兰西的“消极革命”理论。
葛兰西的“消极革命”指的是在新的生产关系充分发展之前，在不断涌现的资产阶级缺少社会条件以建立对新的国家完全支配的情况下的革命手段，即尝试通过分子级的转变，将旧统治阶层转变为新历史条件下同一阵营的伙伴，还有部分地借用下层民众，以求先建立一个国家作为必要的前提，以建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统治地位。该理论的论证概要如下。
消极革命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前言中所用的两个观点：在生产力有充足的发展空间之前，社会秩序不会遭到破坏；当它所需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机体内成熟之前，新的、更高级的生产关系不会出现，因此人们只安排自己能完成的任务。葛兰西将这两个观点应用于19世纪晚期欧洲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运动，特别是意大利的复兴运动，他想全面具体地分析不可分离地联系着的两个方面：一是历史对资产阶级统治权的阻碍；二是在这些限制中，发生边际变化的可能性。具体来说，历史的限制表现为三个层次，分别是独立于人的意志的客观结构，各种政治力量的关系，以及军事力量的对比关系。[11]通过对这三个层次的系统考量，不可避免地会得出如下结论：“在世界资本主义相对发达的条件下，渴望在新的民族政治秩序中夺取统治权的资产阶级不会希望发动传统意义上的‘运动战’，即向政府发动正面攻击。对于这样一个资产阶级来说，模仿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或年革命那样，全面集中决定性地打击现存政治秩序是不可能的。相反，它必须致力于一种‘阵地战’，这是一种政治上的堑壤战，在不同的战线上展开。它的策略是试着‘从基本结构上转变’这个国家，使对手中立，在局部重组的政府机构内，使原统治阶级的某些部分与其联盟，在有限的范围内推行经济改革以贏得大众的支持，但不让大众以任何形式直接参与到统治中。这就是消极革命。”[12]
葛兰西认为民族运动中存在的两种对立倾向——渐进主义的上层控制的现代化（阵地战）和下层的激进斗争（运动战）——相互斗争导致的力量平衡并不是预定好的：它依赖于各种力量对比的不同层次，特别是主导力量的相对特性，它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引领着各种倾向。这是一种迥异于经济决定论的历史逻辑，历史的发展存在丰富的可能性。因此葛兰西强调阵地战，特别是在文化领域进行阵地战，争夺文化领导权。殖民地的民族主义思想的争论与演化就是争夺文化领导权的表现之—。
査特吉的民族主义话语解读是对“消极革命”理论的应用和丰富，殖民地社会客观结构和政治军事的差距使得短期运动战取得胜利不可能，必须采取长期阵地战。阵地战意味着一种政治意识纲领，通过它建立最大的民族主义联盟，以反抗殖民统治，其目标是形成一个政治上独立的民族国家。消极革命是20世纪殖民地国家向后殖民地国家转变的普遍形式。
在本书的论证结构上，为了使民族主义思想具有范式的形式，査特吉根据意识形态的必经阶段将其分为分离期、策略期与完成期。三个时期在印度的代表人物分别是班吉姆?钱德拉、甘地和尼赫鲁。除了分离期的萌芽阶段，策略期的甘地和完成期的尼赫鲁类似于葛兰西理论体系中的马志尼和加富尔，前者是运动战的代表，后者是阵地战的代表。[13]
在分离期，殖民主义处于全盛时期，以班吉姆?钱德拉为代表的民族中最先一批觉醒的知识精英，一方面接受了殖民主义所带给他们的思想框架，同时又怀有朴素的爱国之情，在现代化与民族化的冲突中找不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分离期的民族主义思想并不想回到落后的过去，但是要实现现代化就需要与西方殖民者协作，拒绝虽然意识形态上强调了民族性特征，却被视为复归原教旨主义运动。这是分离期民族主义政治的中心问题，知识精英统治无法通过自己的知识乌托邦解决，传统的民族意识与启蒙的民族主义政治理性间难以协调，要实现目标，既需要动员民众又需要改造其思想，在印度主要表现为动员农民并改造其小农意识。这一历史任务主要由策略期的甘地完成。甘地的政治历程从《印度自治》的乌托邦理想开始，通过“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对印度精英民族主义政治进行了干预，“第一次确立下来一场真正的民族运动只能建立在整个农民阶级有组织的支持基础上”[14]，然而，甘地的动员能力源于自身的道德权威，源于其借用传统的道德观念对现代性进行批判，源于其改革方案与当时农民的公社意识产生的共鸣，而非其具体方案的可行性，事实上，“农民和劳动根本就不能在全印度基础上组织起来”[15]，这就导致了策略期领导者既发动群众进行反殖民的斗争，又在统治机构中尽力排除群众因素的结果。精英与民众的流行话语差异和既动员又限制的目的冲突导致了民族主义话语表述中的冲突、分歧和不同。到了以尼赫鲁为代表的完成期，民族主义思想最终成为一种关于秩序、权力的理性组织话语，通过对甘地话语的借用和重新诠释，上个阶段的冲突被成功掩盖，整个过程被整合为一套统一的话语，书中第五章细致描绘了重新诠释的手段和演进的过程，最终，“甘地主义最初是一种反抗国家压迫的无政府主义哲学的产物，却在和一种民族主义的国家意识形态的叠加中，成为了它的一部分”[16]。于是，从表面上看，民族主义思想随着反殖民的成功，而逐步转变为一套固化的国家体制维护性意识形态，“民族主义已经完成了，它现在将自己建构成为了一种国家意识形态，它已经将民族的生活借用作了国家的生活”[17]。但是，民族主义兴起过裎中所批判的问题并没有全部得以解决，完成期对矛盾的压制不代表矛盾的消解。
査特吉在全书末尾巧妙地将消极革命的主体进行了代换——在完成期资本的消极革命替换了民族的消极革命，作为解决民族与资本冲突的手段，民族的政治生活最终被融人了国家机制之中，“国家代表民族”成了主流意识形态。“在这种民族与国家同一性的文化＿意识形态的支配力量保护下，资本通过奋力探索边际发展的可能性，继续着它的消极革命，利用国家作为生产性投资的首要动员者、计划者、保证者和合法化者”。[18]因此可以说査特吉对民族主义思想演变的结局定位是具有悲剧色彩的，它作为向理性和资本结合的西方霸权话语合法性发起挑战的意识形态工具诞生，以殖民地民众的消极革命始，以资本的消极革命终。
三、民族主义与无政府主义
査特吉在本书中的话语分析主要强调了民族主义思想演进的内生性，而忽视了其理论渊源与国际层面的相互影响。这一缺陷在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民族主义理论谱系中得到了弥补。[19]安德森的民族主义理论以“想象的共同体”最为驰名，但是人们往往忽视其对民族主义的理论定位，在《全球化的时代：无政府主义和反殖民想象》一书中，安德森将民族主义置于无政府主义的谱系之下进行思考，安德森把19世纪西班牙帝国内的民族主义运动放到了激进的国际性反资本主义背景之下来考量，于是帝国边缘的反殖民运动就与欧洲中心的国际无政府主义运动联系在了一起。民族主义思想本身也是世界范围内诸多思潮交融的结果，特别是１９世纪的无政府主义运动，不仅为民族主义运动的精英提供了思想滋生的土壤，也教会了他们如何闹革命（“do”revolution），进行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的斗争。而这些民族主义者最可信赖的同盟军往往是来自殖民帝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包括法国人、西班牙人、意大利人、比利时人和英国人等，这些无政府主义者大部分是自发行动，经常没有民族主义的目的。[20]
将印度的民族主义话语与政治运动放人世界性无政府主义运动的大背景下考量将更有助于理解査特吉书中把民族主义作为消极革命工具的理论内涵，它超越了传统意义上某种血统论的狭隘理解，从而能够对当下一些认知偏见进行反驳。一个有趣的例子是对中西功（-年）生平的诠释。中西功作为一名日本籍的红色间谍，先后在“佐尔格小组”和潘汉年的情报系统中工作，经历传奇，周恩来曾盛赞其为“国宝”，他最大的贡献是准确预报了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时间。不过在以其为原型改编的热播电视剧《智者无敌》中，中西功的身份由日本人变成了中国人。[21]这个关键身份的改动官方并未予以解释，但是从中所映射的对观众心理的预判着实引人深思。天涯社区曾专门开栏讨论“中西功们是日奸吗？”楼主提问中认为“二战期间积极为反对日本对外战争的日本籍人士为数不少，从他们的经历来看，并非是为了个人利益。那种既不是为个人利益也不是为国家利益的行为，在我们常人来说是难以理解的”。这种“常人难以理解”其实是当下对民族主义狭隘化的一种值得瞀惕的误读。类似误读混淆了民族主义与部落主义（tribalism）。部落依赖于血统，而民族依赖于自决。部落受到风俗习惯的制约，但这既不是普遍意志的命令，也不是合法理性的命令。[22]对这一误解的澄清将解构掉査特吉对造成民族主义悲剧性结局的意识形态话语——国家与民族的同一性。结合奥地利民族主义学派的理解，民族本身并不是靠血统维系，也不是作为一个地域性的实体，而是作为人的联合。打破民族与国家同一性话语霸权后重新思考民族主义将会发现民族自决的要求会产生更加丰富的自治形式，并且能够以“消极革命”的方式，与现存民族国家共存并相互塑造。在某种程度上它也是对无政府主义的践行，作为另一种自治单位与国家、土地、血统均无必然联结。
四、实践案例与对当今世界的启示
“无政府主义式的民族主义”[23]在实践层面上典型的案例是土耳其库尔德工人党（PKK）。作为土耳其库尔德工人党领袖的奥贾兰（Ocalan）在年创建库尔德工人党，年被捕入狱，“但最值得我们
本文编辑：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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