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妨思考一下，因武汉2月23日封城，多少农民工无法返乡与妻儿团圆，多少家庭在忍受骨肉分离的同时还要忍受生活断炊的煎熬。
我们的基层政府（社区、村镇）如果能能给予那些困难家庭一些关爱，或许就不会看到冰天雪地里“卖糖葫芦的母女”。那位捕捉新闻的记者在报道时故意删掉了“遗书”中的另外4个字：“我老婆呢”，或许以为爱国才是正能量，爱妻子则是儿女情长而不需要宣扬。这种价值取向的差异，恰恰反映出一个健康社会应有的人性良知的短板。王阳明说良知有三重境界：去私欲、事上磨、明天理。就像擦镜子，先擦去灰尘，再用来照物，有照得不明的地方，再接着擦，擦完再照，如此反复。最终的目标是：此心光明，天理昭昭。
疫情面前，灰尘污垢、天理不容的事情太多了，大到私欲膨胀、视人民生命如儿戏的官员、专家，中到颐指气使、专横跋扈的奸佞小吏；小到躲在阴暗角落里胡作非为蝇营狗苟的有名鼠辈。生与死、爱与怨、美与丑、善与恶、卑微与崇高、屈辱与抗争焦灼在一起，将真实的武汉、真实的湖北、真实的中国裸露在世界面前。这个时候，在众志成城的旗帜下，救民于水火的不是高谈阔论和隔靴搔痒，而是需要每个人的真诚善良和发自骨髓的社会良知；需要来一场触及灵魂的道德救赎！讲一个耳熟能详的故事。
一个叫陆勇的白血病人，为了保命和救人，他贩卖了许多未经国家批准的印度“仿制药”。虽然最后身陷囹圄但拯救了许多人，被药民称为“药侠”。这是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电影《我不是药神》的情节。这部电影带有强烈“救赎”意义，他的自救和救人过程彰显了人性的良知和美好，表现了从混沌到清醒、从冰冷到温馨、从现实残酷到良知唤醒的道德救赎。片中有两个配角特别有反思意义。一个是骗子张长林，另一个是警察曹斌。张长林是个见利忘义的奸商，他曾以“院士”自居，用扑热息疼骗取多少白血病人的钱财。但被抓后听说程勇赔钱卖药只为救助那些绝望的患者时，终于良心发现，自己把罪名全部扛了下来，被观众称为“大写的坏蛋”。曹斌是个嫉恶如仇的人民警察。在执行公务（抓病人）过程中表现出了正义、纠结和些许无奈：声泪俱下的老太太“我不想死，我想活”的乞求，击中了他内心深处的柔软与良知，于是下令放人；而当另一个病人（黄毛）被货车撞飞后，他抱医院跑，面对嫌疑人程勇他却羞愧得像个犯错的孩子……骗子和警察，在生命的真谛和人间大爱面前都表现出良知的回归和心灵的救赎！昭示出这样一个道理：生活不仅有凄风苦雨，也有人性的光辉！“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猝不及防的灾难让许多国人懂得了反思，辨明了是非，也学会了生气。
人类和其它物种最大的区别在于，人自有良知，懂得救赎，知道忏悔。《百家讲坛》主讲人鲍鹏山先生说，看一个人和一个民族的道德感如何，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看他（们）会不会生气。看到邪恶事龌龊事不公事敢不敢指责？敢不敢说“不”！鲍鹏山先生所说的“生气”，其实就是判断个人和社会两个层面的良知度。反观这次疫情的众生相，有多少“正能量”需要彰显，有多少人的良知需要唤醒，有多少真相需要揭露，有多少污浊需要荡击，有多少丑恶的灵魂需要鞭挞、需要忏悔、需要救赎呢？善良的人们有理由知道，更有权利质问。正如钟南山院士所说，武汉是个英雄的城市，不能让英雄的血白流！沉舟侧伴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相信美丽的江城、伟大的共和国，一定能在血与火的生命救赎中，凤凰涅槃，浴火重生！（年2月23日）*作者︱伊人：原名伊胜利，开封人，原河南日报农村版开封记者站站长，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名人名家》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