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拉美诸作家中，加莱亚诺是相当不“魔幻”的一位，这与他小说家、媒体人、记者的多重身份关系莫大。在写作这条路上，加莱亚诺没有固守某一种文体，但他始终坚守立场，与暴政强权战斗一生。
今天，借阿根廷作家法维安·科瓦西克的《加莱亚诺传》，我们摘选出加莱亚诺一生中的“至暗时刻”，希望你永远坚信，纵然此刻乌云蔽日，只要我们不惧怕、不逃避、不妥协，总能有拨云见日的一天。
《加莱亚诺传》
[阿根廷]法维安·科瓦西克著鹿秀川/陈豪译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点击上图即可购买此书）
政变和独裁
流亡的悲怆（）
法维安·科瓦西克
《危机》月刊：阿根廷左翼文化杂志，加莱亚诺主编，年5月至年5月共发行40期，因政治压迫最终停刊闭社。（编者注）年5月5日清晨，在巴勒莫城区一处公寓中，一条军政走狗将身为记者和作家的阿罗多·孔蒂带走了。从那时起，孔蒂出现在了独裁政府那份汇集了名失踪的新闻工作者和知识分子的名单上。几位目击者提供了模糊的线索，说看到他在首都以及布宜诺斯艾利斯市郊几个地下逮捕中心出现过，除此之外没有更多的消息。《危机》月刊的最后一期，第40期，恰好于5月出版，它发表了孔蒂写的对神父莱昂纳多·卡斯特利亚尼的简短回忆，他是一位民族主义神父，写过许多故事，他因在捍卫自己的观点中表现出的坚定信念而受到大家的尊敬。这是孔蒂在加莱亚诺主编任期中写的最后一篇文章。孔蒂被绑架后的两周，豪尔赫·魏地拉将军的军政府召集了四位作家吃午饭，想要通过新闻媒体向全社会展示独裁政府是如何重视文化的。年5月19日，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埃内斯托·萨瓦托、当时的阿根廷作家协会（SADE）主席埃斯特万·拉蒂和卡斯特利亚尼神父四人跟魏地拉共进了午餐。
▲豪尔赫·魏地拉于年3月29日宣誓就任阿根廷总统
《危机》月刊在第3页和第4页报道了对卡斯特利亚尼神父和拉蒂的采访，内容为那次午饭的结果。加莱亚诺和西多·莱马打算给阿罗多·孔蒂事件带来一丝希望，并与此同时给独裁政府施加压力。他们试图采访萨瓦托，但是没有成功。“我们打电话过去，想要进行一次采访，埃内斯托·萨瓦托坚定地说道：‘我不会向《危机》月刊做任何说明。’”卡斯特利亚尼明确表示反对午餐会的官方结果，然而他提了一个要求：“我至少试图利用这个机会来缓解一下我这个基督徒内心的惶恐。几天前有个人来拜访，他眼含热泪，陷入了绝望，他恳求我介入作家阿罗多·孔蒂这件事。我只知道他是一个有名的作家，青年时代开始是神学院的学生。然而，不管怎么样，我不会关心这件事，不论对谁我都会这样做。出于道德的原因，我不得不对我的求情人做出回应，那个人的命运在这个时期是不确定的。我将他的名字写在一张纸上，交给了魏地拉，他毕恭毕敬地接过去，并保证说和平很快会重新回归这个国家。”
跟沃尔什一样，孔蒂也成了埃尔蒂格雷岛上永远的流浪汉，岛上的居民曾经奠定了他大部分的文学基调。年，他出版了《东南方》，这本小说通过描述三角洲的河流获得了编辑制造文学奖。从那时起，他成了拉普拉塔河流域的文学新星之一，他关心社会变化，并积极为该变化做斗争。他加入了工人革命党（PRT），开始通过文字给这些年的生活注入创造性的活力。
绑架事件一周后，加莱亚诺写了一篇关于他这位朋友的文章，直抒胸臆、感情充沛。根据朋友马尔塔·斯卡巴克的讲述，文章描写了5月5日那天清晨的情况。所有武器都被装上了消音器，他们抢走了一切东西之后逍遥法外，让人胆战心惊、惶惶不安。
“今天，距他被带走已经有一周了。以前，因为害羞，也因为懒惰，我一直没告诉过他我很想他，但现在我已经没机会再说了。”他公开坦言。
▲爱德华多·休斯·加莱亚诺（年9月3日－年4月13日），乌拉圭记者、小说家，著有《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火的记忆》等。
阿罗多·孔蒂的失踪加速了关闭杂志社的决定。加莱亚诺有最终决定权，尽管所有员工都在冒着日渐临近的危险，他还是花了好长时间才下定这个决心。从将《危机》月刊的命运交到加莱亚诺手里开始，博赫留斯就非常遵守这个约定。身为律师、记者和艺术批评家的西多·莱马也知道，必须由他的同事来做出这个决定。
年流亡前的最后几个月，他花在了周游阿根廷上。5月他跟埃克托尔·蒂松待了几天。这位朋友提前从欧洲流亡回来了，他根本适应不了那儿的生活。蒂松是一位律师，最后成了雅拉镇的法官，雅拉是胡胡伊省的一个小镇。他发表过一些故事，出版过几本书。年，《危机》月刊出版社编辑了他的作品《权杖仆人，宝剑骑士》，这是他三部曲的最后一本书，它讲述了西班牙殖民时期以及独立时期的艰难日子。然而，正如他跟加莱亚诺提到的一样，这本书是以创造时代的人的视角写的，描写了那些不知名的为正史献身的社会底层人士。他们俩一块跑遍了雅拉这座小镇，蒂松跟他简述了小镇的故事和人物，这有助于给加莱亚诺的创作带来灵感，也有助于让他忘记那个即将变成监狱和地狱的国家。在谈及阿罗多·孔蒂时，他们感到无能为力和心痛。5月20日早上，加莱亚诺起床后刚准备吃早饭，蒂松又给他带来了噩耗。收音机还在播放着新闻。人们在一辆汽车的后备厢里找到了千疮百孔的乌拉圭前议员塞尔马·米切利尼和众议院前主席埃克托尔·古铁雷斯·鲁伊斯的遗体，还有另外两具尸体。米切利尼是乌拉圭广泛阵线创始人之一，在博达贝里发动政变的前几年，他流亡于布宜诺斯艾利斯，并且在哈科沃·齐默尔曼的《观点》日报上评论国际政治，这又是一处在死亡夹缝中存活下来的进步人士的避难所。米切利尼有重新恢复国家体制的自信，因此他留在了前线。假如年还进行大选的话，他将成为竞争总统的有力人选。博达贝里下令让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大使不要更新他的护照，因此在阿根廷，他因为没有合法证件而被捕了。米切利尼当时和他几个年纪大点的孩子住在科连特斯大道靠佛罗里达街的自由酒店。5月18日晚，他们找到他的时候，直接给他判了死刑：“塞尔马，你的时间到了。”他们当着他儿子们的面将他带走了，而孩子们什么也做不了。
和加莱亚诺一样，米切利尼也是越过拉普拉塔河去寻找自由的乌拉圭人之一，然而希望一次比一次渺茫。他们被给予微薄的帮助，或被推荐去做某个工作，或被提供一个临时的藏身之地或者是直接前往下一个目的地。在这些小恩小惠下，他们需要团结一致才能活命，才能使所有的努力不白费。所有人都希望这阵恶风早点刮过去。他们俩都知道现在是离开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时候了。
▲年代的"肮脏"战争中失踪子女的母亲们联合游行抗议，图片拍摄于年12月布宜诺斯艾利斯
同一天晚上，在使馆所在的雷科莱塔区，埃克托尔·古铁雷斯·鲁伊斯是在妻儿面前从床上被带走的。保安们目睹了这次行动的全过程，他们什么也没有做，因为那个地区已经对匿名的捕猎者和相关人员开放了。
古铁雷斯·鲁伊斯是另一位流亡的乌拉圭政治家，他期盼着不久之后祖国和拉丁美洲地区能够通过武装斗争走上民主之治的道路。他在2月份的时候来到杂志社，并邀请作家年底的时候去蒙得维的亚喝马黛茶。每日的疯狂程度使乐观指数变得愈发难以置信。然而，米切利尼显得更为现实主义，他靠讲述黑色幽默来抵制悲观情绪，他曾经问到比起蒙得维的亚的折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直接在后脑勺嘣一枪是否来得更好受些。那时他已经不能办护照了，还经常接到威胁电话，说他的女儿被抓，被关在乌拉圭独裁政府的监狱，受尽折磨。然而，流亡和活下去的愿望太强烈了，以至于没有人发问：为什么不一下子远离死亡的魔爪，去欧洲？
《危机》月刊的之后几期只刊出了所有内容的一半。那时，每则评论都会被轮值审查员任意解读，而使其作者遭受牵连。“事态已经变得非常严峻了，在大独裁时期没人能够向我们做出任何保证。因此按照我们的理解来做一期杂志是非常困难的，尽管我们每个月都是这么做的。”西多·莱马回忆说。
独裁体制建立起来后，传媒标准完全靠审查。没有得到专家评论的报道不能发表，不能当街采访公民的观点。对加莱亚诺来说，这甚至是针对观点的私人所有权的建立。对于国家力量的垄断同样出现在了对于话语权的垄断上。在这个大环境下，供《危机》月刊生存的氧气越来越少，其运营者当然也知道。
年，一切都已成定局。年的准军事人员，恐怖的散播者，在全国范围内散播了早期的恐怖，他们的接替者是军人，作为政府当局，军人直接进行恐怖主义活动，直到没有什么可以做了为止。生活只剩下苟延残喘。等待着。违背意愿地等待着。最坏的情况随时都会出现。鉴于此，出于安全考虑，在名为“危机”的华丽冒险中，每个遇难的人每天都在不同的房子、不同的床上过夜。“这不是一条凭借一腔热血就可以走下去的道路。在失去伙伴后又寻找新的伙伴，我们所有人都尽力而为。”西多·莱马强调说。幸存下来的人有巴西的通讯员埃里克·内波穆塞诺、编辑奥拉西奥·阿查瓦尔、排版编辑爱德华多·鲁西奥，鲁西奥别名为“萨尔兰加”，因为他犹如爱情中的先锋。鲁西奥和博赫留斯还有亲戚关系，他的妹妹和这位企业家结婚了。此外还有年轻的卡洛斯·玛丽亚·多明格斯——他进行过一些街头采访——以及西多·莱马和加莱亚诺。博赫留斯虽然全权负责企业的商业运作，但是他并非处在核心位置。圣地亚哥·科瓦多罗夫和玛丽娅·埃斯特尔·吉利奥已经流亡巴西。罗赫略·加西亚·卢波、豪尔赫·贝尔纳多·里韦拉和阿尼瓦尔·福特留在国内，他们隐没于人群，寻找着新的起点。
“爱德华多几乎已经不在蒙得维的亚大街的寓所过夜了，在城市之中他挨家挨户地走到哪儿算哪儿。我看到了一个悲伤的他，于是有天我提出在周末的时候去菲科·博赫留斯的乡间别墅聚一下，让他缓一缓，毕竟之前我们好几次都在那儿庆祝过我们的友谊。他答应了，我们就去了，当时我的妻子埃莱娜·比利亚格拉也去了。我介绍他们俩认识，他们很聊得来。第二天他们俩告诉我说他们相爱了，就在那时，在独裁政府的恐怖中，他们相爱了，他们逃跑了，在躲过死神的追击后，爱情来了。”这段回忆同样来自西多·莱马。
“我喜欢她边吃边享受的样子”，加莱亚诺在《爱与战争的日日夜夜》的一段中这么写道，来描述他们初次见面的情景。“我和她时不时地互相交换微笑和眼神，那个眼神来自一位叫埃莱娜的小姑娘”，他开始描述当时的场景。
60年代中期的埃莱娜·比利亚格拉是记者马里奥·马克塔的妻子，他们俩生下了玛丽亚娜，后来她也成了记者。埃莱娜是图库曼人，在老家她学的是法律，但她从来没做过律师。她是罗西塔·法因戈尔德·德·比利亚格拉的女儿，祖籍乌拉圭，有三个姐妹，分别为利利、埃尔莎和拉克尔。70年代初，她离婚了，由于动乱她被卷入了政治运动，并成了鲁道夫·奥尔特加·培尼亚的妻子，他是一名知识分子、作家、大学教师以及支持庇隆主义的国会议员，于年3月入选。他的左翼身份使得他过于捍卫政治犯，甚至跟庇隆本人发生冲突。这位考迪罗领袖去世30天后，奥尔特加·培尼亚光天化日之下在街上被杀，这时他和他的妻子埃莱娜·比利亚格拉刚从司法办公室一块儿出来，上了一辆出租车。这是首起由三A联盟署名的犯罪事件，时间为年7月31日。
▲在阿根廷主办年世界杯的同时，阿根廷的独裁者们正在发动镇压、绑架和酷刑的"肮脏战争"
在卡洛斯佩列格里尼大街和阿雷纳雷斯大街街角，出租车停了下来，埃莱娜·比利亚格拉先下的车。从另一辆绿色的福特费尔兰上下来一个刺客，他头戴丝袜，为三A联盟团伙成员。他手持机关枪，连发了25颗子弹。其中第一发碰到埃莱娜的嘴巴，将她的嘴唇擦破了，剩下的都打到了奥尔特加·培尼亚的身上。“发生什么事了，亲爱的？”最后他嘟哝道。这是晚上10点的阿雷纳雷斯和卡洛斯佩列格里尼街角，这片区域早已布满陷阱。尸体被送到了第十五警察局，可怕又有传奇色彩的卡洛斯·阿尔韦托·比利亚尔局长出现了，他是联邦警局的头。尽管跟支持庇隆主义的部长何塞·洛佩斯·雷加不和，他还是组建了一支非正式的准军事力量。埃克托尔·何塞·坎波拉在当时已经不是总统了，他的继任者为阿尔韦托·拉斯蒂里，阿尔韦托让埃莱娜将其丈夫移到国会守灵。她拒绝了，最后将其放在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印刷联盟二楼，将他放在他要好的朋友爱德华多·路易斯·杜阿尔德和好斗的工会负责人雷蒙多·翁加罗旁边。
从那时候起，在许多个由爱情和战争组成的夜晚，埃莱娜和爱德华多都是分开过的。最后他们在一起了。“我们发现我们不能分开生活。”加莱亚诺说。这是这位乌拉圭作家生命当中的第三次爱情。在这当中可以看到、触碰到、嗅到一个富有激情的加莱亚诺。埃莱娜和加莱亚诺是集体梦想的一分子。从那时起，他们开始相互了解印在对方身上的标记。
月复一月，加莱亚诺和西多·莱马不得不去玫瑰宫上交文章的原稿，事实上这些文章在经历轮值审查员的肆意审核之后都被枪毙了。在总督府最后一次会议上，他们围绕年8月刊出的第40期内容进行了一个小时的讨论，随后马上提出了对阿罗多·孔蒂失踪案的诉求。考虑到军队拒绝参与其中，以及国外对阿根廷的声讨，他们小心翼翼地试图解释刊登失踪信息的重要性。然而，斩钉截铁的否决让他们无法继续坚持。就像西多·莱马所经历的一样，现在军队警告他们假如再生事端的话，得到的答复将不再是友好的，因为国家正在经历战乱。
加莱亚诺明白是时候离开了。他轻轻碰了一下朋友，两人一起走到了五月广场。他们没有交谈，而是看着这个国家历史上的著名场所，现在他们俩也在这里创造了一段历史，即决定将这一份在过去几年里如日中天的文化杂志停刊。然而在7月份的那天，令人感到担忧的是一个有名有姓的人：阿罗多·孔蒂。当他们俩在酒吧里喝着酒，通过大窗户望着广场的时候，他们知道，也能感觉到，孔蒂已经死了。
*注：本篇摘自《加莱亚诺传》第十章“政变和独裁”编辑丨索拉尔图片来自网络▲点击上图，预购《单读20：新新新青年》▼▼追逐那束光芒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