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被历史纠缠的房子，一扇锁了70年的门，一个政治鬼故事。
如果我真的是一名"自由斗士"，我所赢得的自由就是我一生最大的失败。
——斯比安卡·图拉莉芝（片中母亲）
贝尔格莱德的一间公寓内，一扇上了锁的门将一个家庭与他们的过去分隔了70多年。随着导演与她母亲的一场私密谈话，贯穿这个家的政治断层线揭示出一座被历史萦绕的房子、一个被历史萦绕的国家。
这个塞尔维亚家庭的编年史展现了一个活动家在大动乱时代的鲜明形象，质问每一代人应该承担怎样的责任、如何为自己的未来奋斗。
《万物彼岸》
TheOhterSideofEverything
编剧、拍摄、导演：米拉·图拉莉芝
制片：卡琳娜·吉齐考斯基、米拉·图拉莉芝
HBO欧洲电视网携手ARTE-WDR电视台，为您呈现DRIBBLINGPITCTURES与SURVIVANCE联合制片的电影作品
支持单位：塞尔维亚电影中心、世界电影辅助、欧洲影像基金会、多哈电影协会
片长：分钟/国家：塞尔维亚、法国、卡塔尔//语言：塞尔维亚语
导演阐述
《万物彼岸》将一座家宅作为背景，利用室内空间和居住者的内部生活让我们对外部事物有新的了解。
电影的主线是我和我母亲的谈话，虽然我并没有出现在画面中，但是我用声音和提问和她演了“对手戏”。这是一位母亲和自己女儿之间的对话，同时也是处于人生不同阶段的两个成年人的对话。
我的母亲，一位电子工程学教授，在20世纪90年代内战期间，成为了批判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政权的公众人物。她是“反抗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因为直言不讳被贝尔格莱德大学开除。
革命推翻了米洛舍维奇的政权，之后她到第一届民主政府担任了副部长。我小时候一直跟着她，童年在政治集会中度过，并且学习了政治学，因为我相信我也会像她那样为了我们国家的未来奋斗。但目睹了国家民主转型的失败后，我对参与政治失去了信心，决定离开这个国家。
随着谈话的推进，我们产生了分歧，对事件的记忆各不相同，还有些事情她宁愿我没问过。
我们没有拍落座式的访谈，而是在她做家务的时候进行交谈，跳出她活动家的身份，展现一个家庭主妇、一位母亲的形象，她做着蛋糕或者清洁银器。镜头流连于这些传家宝、那代代相传的物件，物质遗产终升华成了故事、成了精神遗产。
政治内容侵占了私人空间，于是公寓自成角色。
我的曾祖父在20世纪20年代建造了我们现在住的这栋房子，那时他是南斯拉夫王国的司法部长。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共产党将房子国有化。公寓被分隔成四户，起居室里装起了一组门。
70年后，这些门依然锁着，我童年的家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前线，真真切切地见证了塞尔维亚的分裂。我选择聚焦这个空间，通过寒来暑往中一家人过节的情景，收集家长里短或喜或悲的一个个故事，从这中间，一个民族的历史渐渐浮现。
相比于这些“内景”，我从公寓的窗户向外拍摄了将近10年。我们的房子坐落在贝尔格莱德的政治神经中枢，街对面是年遭轰炸的国防部、最高法院和英国大使馆。
我的镜头捕捉了法院前的抗议、排队等签证的人群、警戒线和争吵，这些街头生活片段为我们窥探塞尔维亚现在发生的事情提供了视角。
在母亲记忆碎片的归档、闪回过程中，历史得到重塑，这是她对70年动乱历史的私人解读。特别是关于90年代巴尔干半岛战争这段回忆，那么有力量、那么令人不安，在影片中却占比很少。
相反，影片把焦点转到那些不为人知的、理性的声音上。
这一段着重突显，在民族主义兴起的各个阶段，在战争爆发、政权残酷打压、甚至革命狂热的时候，都有理性的声音和敢于直言的人们被淹没在歇斯底里之中。为追溯米洛舍维奇政权时代那些不被接受的东西的、尘封的故事，我们还翻遍了私人VHS录影带，抢救下从那时候起就一直消失不见的画面。
通过我母亲的观察、公寓中日常的人来人往，以及从窗户记录下的街头生活的镜头，与“官方”电视报道中使用的档案不同，我们进入到一个媒体报道中罕见的塞尔维亚。这里的人们对生活坦诚，并且尝试创建超越政治分歧的身份。
政治事件塑造了一群人的个人生活，通过展示这些人活生生的现实，“另一面”浮现了出来。在故事中，每个人都难以抵抗历史潮流的支配，但仍旧拥有掌握自身命运的力量。
这是留给下一代人的挑战。
我出生于年，铁托离世时我1岁，米洛舍维奇掌权时我11岁，前南斯拉夫战争开始的时候我12岁，战争结束时我16岁，北约轰炸我们的时候我20岁，米洛舍维奇政权终于被铲除的时候我21岁，我们总理遇刺时我24岁，现在我都已经37岁高龄了，我想从一个非常个人化的角度、一个非常精确的出发点——我的住所，谈一谈我的国家。
为什么选择从这儿开始呢？
因为我有幸在这样一位女性身边长大，她把直言塞尔维亚发生的事情视为己任，而我对塞尔维亚的观察，都源自她的信念和行动。
我和母亲在政治领域一直有共同语言，她在年担任学生领袖，而我在90年代也是。我家的房子是探讨思想的场所、活动家聚会的地方、偶尔还是规避外面的疯狂现实的庇护所。
我们家位于贝尔格莱德的中心，也是今天塞尔维亚所发生事情的核心。我一生都面对着起居室里那些上了锁的门，我越是盯着它们看，越是觉得探讨隔离的空间能够让人们了解关于塞尔维亚的很多东西。
有些人想改写过去，还有些人尝试承认过去。我母亲试图弥合这两者之间的分歧，而这恰恰是理解她人生的一种方式。
长大一点之后，我渐渐感觉到，一个人有冲动去作为，往往不是被自由、公平正义之类的崇高理想所激励，而更多的是源自于我们个人很珍视的微小的东西。我们保护生活的结构、圣诞前夜聚在一起的家人、一起长大的邻居、门前的大树，还有连接我们的根。
作为公众，我们通常有外部渠道探听政治斗争的故事，社会运动是发生在公共空间的，是群体去体验上街游行和鼓舞人心的演讲。
作为一位非常活跃的政治活动家兼教授的女儿，我需要把这种经历拍成电影，但我想围绕一次私密的对话构建影片，抓住公民运动的核心、亲密介入的核心。我们每个人在选择自身生活方式的时候都要自己去平衡。
——米拉?图拉莉芝
导演访谈
年多伦多国际电影节：米拉·图拉莉芝走进《万物彼岸》里紧闭的门背后
采访人：赛琳娜·希格纳尔
年9月14日
realscreen.
本文编辑：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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