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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于《上海文学》年4月号
慎重：庞德——父亲和师长
玛丽·德·拉赫维尔茨著
凯岚译
回想起来，永别盖斯（Gais）或者说归期未卜这件事并没有带给我什么特别的痛苦。父亲在博岑(Bozen)的车站接到我后，把一天安排得满满当当，那堪称是我童年最快乐和最有意义的一天之一。他把我当成一个大人，带我在维罗纳（Verona）转悠。如果先被带去参观圆形竞技场和圣泽诺（S.Zeno）圣殿的话，我也许还能记得更多的事情。事实上，父亲的存在使这些地方都沦为背景，他的形象占据了我的记忆：站在圆形石阶上，看着青铜色的门，不停地解说，解说……他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些细节上，发出啧啧的赞叹声。他买的礼物让我非常惊喜：一块小型手表和一双新鞋。他为我选的手表啊！在鞋店里，他坐下来，让服务员为小姐（也就是我）准备一些美丽的鞋子试穿。当我选中一双带有一点鞋跟的棕色绒面革鞋子时，他向我投来赞许的目光，买了单并告诉我，如果想的话就立刻穿上吧。在此之后，我的视线就离不开手腕和双脚了！然而，当我们到达奎里尼街（CalleQuerini）时，妈妈却说那双鞋子并不适合我，太成人化了。她决定留给自己穿，为我另买一双。***
玛丽亚·法瓦伊（MariaFavai）不仅为我找了一个朋友，还帮我找了所学校。法瓦伊一家（Favais），就像利维（Levis）和达齐（Dazzi）一样，长期生活在威尼斯，已经和城市融为一体。父亲似乎非常喜欢他们。他有时会开玛丽亚的玩笑，只见他鼓起腮帮子，用双臂画出一个大大的拥抱，说着“povrina，povrina”，自己也笑起来。玛丽亚的身材颇为臃肿，总是穿一身黑，带着浓重的荷兰口音。她是一位女诗人，她丈夫根纳洛（Gennaro）是一位威尼斯画家，又高又瘦，活泼开朗，与之形成鲜明对比。他穿着夺人眼球的白色西装，留着巨大的白胡子，头发微鬈，直挺挺地竖起来。他的眼神很活跃，话也很多，但是他和父亲下棋时却变得非常安静，在下雨的午后或夜晚能全神贯注数个小时。我喜欢和父亲一起去他们在圣阿涅斯坎波广场（CampoSantAgnese）的一个大工作室，那里摆满了大型家具，堆满了书和他的有趣画作：浅色、朦胧的风景——大多是威尼斯的景色。我喜欢看艺术书，也欣赏玛丽亚收藏的精美茶匙：手柄上镶嵌着花边风车。根纳洛总是穿得很“威尼斯”，在楼梯顶部大声问候我们。当我走到他跟前时，他会亲吻我的额头，唱起威尼斯流行的歌谣：“多么美丽的头发，美丽的头发，多么幸福（Chebeicapeichebeicapei，chebeaputea）。”我不知道玛丽亚帮我进入的学校是否曾征得父亲的同意，但他显然对我在那里接受的教育并不怎么满意，在佛罗伦萨的四年中他只来看过我一次。如今他似乎非常渴望自己来教育我，决定去当地的意大利学校后，德语禁令对我就不适用了。父亲给了我一本红色封皮的岛屿出版社（InselVerlag）出版的海因里希·海涅的《诗歌集》（BuchderLieder）。这是他给我买的第一本书。他会抱我在膝上，让我读给他听——只要他能忍受得了我的磕绊和结巴——然后他会继续念：“看呐，看呐，那在白墙上的……燃烧的信件（Undsiehundsieh，aufweisserWand...BuchstabenausFeuer）”，在我眼前描绘出一幅栩栩如生而又令人生畏的画面。我毫不费力地背下了“柯尼希·巴尔萨扎”，韵律十分震撼，烙印在我的心上。前一年他曾送我弗罗贝尼乌斯（Frobenius）的《科尔多凡的故事》（MarchenausKordofan），现在他说我应该把我所知道的有关盖斯的一切写下来，就像弗罗贝尼乌斯书写非洲那样简单明了。虽然别人已经能听懂我现在的意大利语，但语法拼写和句法构造上我还差得远。每当我想描述的事物在意大利语中没有对应的词，我的词汇量就显得非常有限，我想或许是意大利人确实没有这种说法吧。在盖斯，当我们必须用意大利语学习主祷文时，我们曾对意籍老师说：“上帝不懂意大利语。”无知不是不作为的借口，父亲认为更重要的是内容，如果我无法清晰地用意大利语表达，他会把《盖斯的故事》（StoriediGais）翻译成英语，从而帮我润色。父亲还尝试着向我朗读英文版《圣经》，但我认为这更像是一种仪式——把我抱在膝上，读几页然后再让我上床睡觉。我虽然熟悉了“故事”，却根本没有理解英文文本。我对我听到的究竟是哪个版本有些困惑。对于一名天主教徒来说，这是很严肃的事情，尽管我不明白为什么。父亲似乎花了很大力气找到那四本黑色软封的小册子，于是他从《路加福音》开始。父亲去哪儿都会带上我，他试图通过这种方式增广我的见闻，比如他常去的奎里尼·斯坦帕利亚图书馆（QuiriniStampaliaLibrary），老朋友曼利奥·达齐（ManlioDazzi）是那儿的馆长。他总是坐在一张巨大的办公桌后面微笑着欢迎我们，而当父亲沉浸在书本中时，达齐看着这样的画面，会小声对我说：“你父亲很惊人。”我听不懂这个词，事实上我对达齐所说的几乎一无所知，但我知道那个词意味着伟大和美好，这使我十分自豪。在奎里尼斯坦帕利亚图书馆外的一座小桥顶上，我抓住父亲的手，尽可自然地，上演了一出宏大的“哑剧”。通过内心独白和肢体动作，我将这位英雄介绍给世人，并想像所有经过的人都鼓掌并向他鞠躬致敬的情景。然而这位英雄却经常对此浑然不觉，全神贯注于视线所及或思考问题，在长街（CalleLarga）尽头一个狭长的二手书店里继续搜寻一些特定书籍或信息。然后，回家路上，父亲为了逗我开心，会带我在圣斯特凡诺广场（PiazzaSantoStefano）的印刷机前停下来，听听机器的嗒嗒声——就像被关进笼子的母鸡发出的叫声一样——我们觉得这很有趣。晚上我们又会回到圣斯特凡诺广场买冰淇淋——父亲宣称那是威尼斯最好的冰淇淋。母亲很快就放弃了说服他“威尼斯唯一适合见面的地方是圣马可广场的一个咖啡馆”的努力——关于衣服的事情也是如此。然而，对于一个对历史不感兴趣的“蠢人”来说，冰淇淋并不好吃，还很昂贵。在圣斯特凡诺广场，阿尔多·卡梅里诺（AldoCamerino）和卡尔洛·伊佐（CarloIzzo）经常会来找我们。伊佐，身材圆圆胖胖，红褐色的头发，嘴唇突出，是一位快活的英美文学教授，对翻译很感兴趣。卡梅里诺，身材干瘪，瘦瘦高高，有一个挺鼻梁和一双闪亮的黑眼睛，是威尼斯报纸《小日报》（ⅡGazzettino）的主编。两人都戴着眼镜，与他们的脸型十分贴合，而父亲则换着戴他那三副无框夹鼻眼镜。有时候，伊佐会带来一些对诗歌感兴趣的害羞的年轻人。父亲想考考新来者，便会立即掏出一张十里拉面值的纸币，让其细看并读出上面的印刷字体，问一些诸如“它是什么意思”“它在讲什么”“对金钱的本质了解多少”的问题。然而来人几乎一问三不知。一个人不理解金钱的本质，他就无法理解什么是好诗，遑论写出好诗。随后父亲会给他一张任务清单。可惜，这些年轻人里，很少有第二次再来的。晚餐后，达齐、伊佐和卡梅里诺经常来奎里尼街听父亲朗读《诗章》。言犹在耳，历历在目，当时的画面在脑海中仍然清晰——在绿色的阅读台灯下，父亲坐在他的大号草编木制扶手椅上，听众围着他组成一个半圆形;达齐坐在他对面，也是类似的椅子上，但尺寸减半——达齐只是父亲的半个身形；伊佐和卡梅里诺在两把简单牢固的深蓝色基亚瓦里（Chiavari）风格的椅子上，对面是天鹅绒珍珠灰长沙发，母亲摆着类似阿尔巴公爵夫人的姿势躺在上面，身着黑衣，极其纤细的腰间系着五彩腰带，旁边是同样精心打扮的我，在使用了上百次纤毛刷后，我的头发松散而有光泽，用一条闪亮的黑色发带扎起来，上面有一个大蝴蝶结。我喜欢为这些晚上做的精心准备和打扮；此外，早上在墨里翁多店（Moriondo’s）买的糖果也很让人期待。哦，还有橙汁！我的工作是挤压橙子，让橙汁的量足以填满一个绿色的大玻璃壶。毕竟，客人从来不喝任何酒精饮料。当父亲大声朗读时，没有人喧哗，空气安静得只回荡着钟表的嘀嗒声，任何的异动都会被察觉。因为达齐不懂英语，所以在一节《诗章》结束时，父亲会为他翻译；随后是问答环节和长久的讨论。我觉得很无聊，就会跑到盥洗室，使用母亲的口红、散粉和面霜，简单粗暴地打扮一下我的脸，然后听到父亲夹鼻眼镜盒的咔哒声就立刻回到原位：我知道那意味着他即将重新开始朗读。沉默。***
夜晚是《诗章》朗读会，下午乔治和爱丽丝·利维会举办音乐会。在他们大型客厅的入口处放着一些手杖，父亲和我都非常喜欢，相邻的工作室里放着一些爱丽丝的画作。爱丽丝和乔治都有些瘸腿，但这似乎增添了他们的魅力：总是快快乐乐，热情洋溢，充满了好奇心和兴趣点。乔治打趣我，爱丽丝维护我，这是一场“伟大的博弈”，总是以我得到一些小礼物为结束。一次的礼物是一个五厘米的硬币，中间有一个洞。乔治说，那代表好运。我很喜欢利维一家，父亲和母亲也是如此。父亲上一次陪我回盖斯时在科尔蒂纳（Cortina）停留就是去见他们。为了和他们打个招呼，我们从车站走了很长一段路，他们趁机在我的口袋里塞满糖果。乔治是一位非常优秀的钢琴演奏家，父亲告诉我他通过弹奏钢琴，将一位卧病在床、失明了好几个月的朋友从绝望中拯救出来。后来我从母亲口中得知，这位朋友是加布里埃尔·邓南遮（Gabrieled’Annunzio）。在这些下午的音乐会上——有时是排练——第二小提琴手是尼克松先生，一个快乐的红头发美国人。他有一个非常娇弱和害羞的妻子，木偶戏是他们的爱好。为了一个表演，他们正训练猫跳舞。正如之前所说，所有这些都使我非常开心。可以肯定的是，这些美国人让维瓦尔第（Vivaldi）在威尼斯“再生”，乔治对举办第一次维瓦尔第音乐会充满热情。我从未参加过波利尼亚克公主（PrincessdePolignac）的音乐会。这些音乐会对母亲来说非常重要，她事先进行了大量的练习。她的穿着也十分优雅，父亲看她的时候脸上带着骄傲。当他们晚上一起出去的时候我很羡慕他们——她穿着一条黑色的天鹅绒长裙，与父亲的无尾天鹅绒晚礼服相映成趣。我对他那双新奇的皮鞋和宽大的丝绸腰带十分着迷。有时他们也会带我同去，在母亲不演奏的时候去看他们的朋友表演。那是在一个美丽的地方，类似于宫殿，又或许是凤凰剧院（Fenice），当时的准备工作、耀眼的灯光以及闪亮的人们都太过眩目，其他细节已经记不太清了。我只记得我有一件金色短连衣布裙，搭配我的头发和浆在发带上的白纱。出门前我会站在椅子上审视自己。大约是前一年，匈牙利四重奏乐团在威尼斯演出时，未来的意大利国王也出席了，我也是站在椅子上才看到了他。一天中最美好的时光是在利多度过的。我们总是来得很晚。季末海滩几乎没什么人，我们自然得到了出租毛巾的小姐和出租浮板的救生员的重点
